政府多年来一直将产能过剩看作是未来经济的“威胁”，这是非常正确的。但如何稳妥地消除这一“威胁”，却是值得商榷。例如政府在2003-2004年意图消除钢铁产能泡沫，当时也认为中国的钢铁急剧过剩，但2003年之后却出现了房地产建筑潮和汽车销售潮，支撑并消化了这个“过剩”状态。

　　又如，在2005年以后政府对钢铁业的品种结构进行调整，鼓励所谓“高端产品”——例如热轧板与中厚板（板材），认为这些钢铁品种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导致央企钢厂大量上马板材；同时而认为中小钢企主要生产的长材没有“附加值”，是需要调整的品种。但是这一调整方式被2008年金融危机考验。比如，热轧板中厚板主要用于造船业，而金融危机的外需急剧萎缩，几乎对航运业和造船业形成毁灭性打击，使得大型钢企最热衷的板材市场“一夜之间”大规模过剩。而中国政府为了抵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出台了以4万亿财政拉动基建投资的刺激性计划，帮助了长材市场的突然性复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将政府此前对钢铁品种的调整看作是“押宝外需（板材）、看淡内需（长材）”，但真实的经济运行方式恰恰要求“放弃依赖外需、重新押宝内需”。

　　当然，政府此次对过剩产能的压缩是适当其时的。在4万亿计划之前钢铁业已有供大于求之势，但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库存过剩”威胁，倾向于“铁公基”的4万亿刺激计划帮助过剩产业部门“去库存化”，但同时也造成了钢铁、水泥、玻璃、化工等过剩的上游部门的扩张冲动，产生“重新过剩化”，而且重新过剩化的规模甚至要高于原来的“库存”。

　　按照奥地利学派的分析范式，上游部门占有信贷资源（廉价资本）的优先性、以及享受较多的财政补贴资源和地方收储政策……，这其实是对资源的一种“倾斜式分割”，这将对下游（电子、食品等行业）产生“萎缩化生存”。但是这一分析范式对中国来说，略有变化，因为政府已经意识到中小企业“分割资源”不足的问题，尤其在信贷资源分配方面。中国政府有意刺激银行体系放低标准，向中小企业大幅度放贷，以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和“提供就业岗位不足”等问题，在这种方式下贷款取得明显效果，中小企业的贷款余额显著飙升，已占企业贷款余额的55%左右，较年初增速达到22%（高于其他各项贷款增速）。

　　但是否可能以此摆脱下游“萎缩化生存”的命运？这一答案并不明朗。因为我们发现，日本大企业在衰退时期发生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机制没有出现在中国的大国企身上，但却开始在中国中小企业身上出现，即很多劣质的中小企业利用政府对银行放贷的有意刺激，用银行贷款修复过去的资产负债表，但却不进行扩张性生产，以保持一个适度的规模。中小企业的利润率从6%的水平滑落到3%的水平，一直未见很大的起色。同时，由于银行给中小企业的放贷是“低要求”的，未来出现的“第一波坏账潮”将和很可能由中小企业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