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通胀的担心，“管理通胀预期”被作为一项重要的政府任务。而西方的学者、媒体和官员，纷纷理直气壮地以货币升值可用来抑制通胀为由，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英国《金融时报》的社评就直言：通胀抬头为人民币升值“提供了完美的理由”。甚至一些国内学者也加入这一行列，声称人民币要一次升值到位。

    且不说，何为“到位”？其中的标准又是什么？迄今谁都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依据。何况，这些真实情况也不是他们所能厘定的。但仅就汇率与通胀率的关系，以及历史实情，的确值得认真研究。

    多年以前，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鲁迪·多恩布曾论证过汇率与通胀率之间的关系，将两者概括为一个加速度的菲利浦斯曲线公式：当货币贬值幅度超过通胀率或产出超过潜在水平时，通胀将加速。言外之意，只要货币以低于通胀的水平贬值，通胀率就会逐步下降，而实际汇率逐渐上升。时间一久，通胀就被大大高估本币的新问题所替代。问题是，币值被高估到一定程度时，迟早会发生大幅度贬值，这无疑会带来新一轮通胀甚至货币危机。何况，大幅度贬值有可能带来政治灾难。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任何利用汇率政策来稳定货币，尤其是用来抑制通胀的想法和尝试，都是非常危险而极其糟糕的。

    那些主张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抑制通胀的人，可能故意忘记了十多年前发生在墨西哥和智利的真实情况。当时，两国通胀都曾超过20%。两国采取了不同政策，得到了不同结果。

    墨西哥政府过分看重低通胀的政策目标，将通胀目标定得过低。但在压制通胀的过程中，不仅没有抑制工资增长，反而允许大幅增加。为了尽快实现大幅降低通胀的目标，政府将希望主要寄于汇率政策。然而，当比索累积升值了40%时，再也难以为继。在这一升值的过程中，墨西哥不仅丧失了国际竞争力，损失了经济增长（1993年就开始停滞），而且最终在资本大量持续外流的压力下，被迫于1994年12月宣布本币贬值15.3%。然而，这一贬值来得太迟，幅度也太小，反而起到了反作用，资本外流更加严重，迫使当年结束之前的几天内比索又贬值了40%。消费者价格指数，却由1994年的7%上升到1995年的35%。1994年到1996年比索累计名义贬值150%，引发了墨西哥货币危机。

    智利在上世纪70年末80年代初有过通过货币升值治理通胀所导致的失败教训，所以90年代再次抑制通胀时，将通胀目标确定在温和水平上，也不急于求成，而是将抑制通胀作为几年内逐步完成的任务。与此同时，始终将汇率保持在较具竞争力的水平上，更不采取过激的升值政策，以保持国际竞争力、外贸和经济增长。结果，既取得了将通胀维持在一位数（7%左右）的效果，又避免了墨西哥式的货币危机。

    当然，有人可能马上会说，这两个国家不同于现时的中国：中国有着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外贸也是顺差。他们不能用的政策，并不意味着现时的中国不能用。对此，我要说的只有两点：

    一，1985年时的日本类似于今天的中国，外汇储备雄厚，至今，日本还是贸易顺差国，但“广场协议”之后的日元被美国逼迫升值一倍所导致的通货紧缩，在不到5年之后就显示出来。一直到现在，通胀威胁确实没有了，但通货紧缩将日本经济拖入了泥潭，货币政策失灵。尤其一遇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日本就一筹莫展。刚刚过去的一年，日本实际GDP萎缩了5%以上。

    二，中国刚刚从一年多物价负增长的通缩阴影里走出来，在没有真正进入影响经济增长的通胀环境时，就以治理通胀为由来游说中国政府大幅升值人民币，实在缺乏现实依据，牵强附会。何况，全球一体化的进程、贸易自由化、中国对外开放的合成力量，使得温和通胀水平不仅不会影响经济增长，反而是有利的。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中国经济，有着旺盛的投资和消费需求，相比成熟的经济体，经济增长理应承受得起较高的通胀率，两者不可能确定同样的通胀目标。如果说3%的物价上涨，会成为影响发达经济体增长的通胀，对中国而言，则实属正常。否则，只能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水平不可能超过发达经济体。

    即便中国出现了需要抑制的影响经济增长的通胀，也不需要人民币大幅升值。市场经济的现实和逻辑是一致的：高通胀的结果是本国货币贬值，而非升值；升值是通胀率下降的结果，而非原因。

    至于说，人民币升值有助于降低大宗商品进口价格，从而抑制输入型通胀，恐怕是一厢情愿。因为，只要海外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的幅度超过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升值的降价效应就微乎其微。如果综合升值带来的增长损失，就更不合算。现实是，只要中国的赶超任务尚未完成，赶超战略不变，海外大宗商品价格的增幅，就不会因为人民币升值而减小。

    事实上，世人只是担心和讨厌那种影响了竞争能力和福利的通胀率，所要抑制的通胀，也是这种程度的物价上涨。如果在治理通胀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加重了对竞争能力和福利的损害，影响了真实经济增长，实属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