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将可能出现“滞后性下滑”的潜在风险，因为投资和工业增加值增速下滑、消费动力减弱及出口增长预期显著下降。我们据此要制定灵活、有针对性的应对政策措施，防止经济出现类似风险。

    上周，7月份相关宏观经济数据相继公布完毕，尽管对未来中国经济波动趋势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对全年经济将呈现“前高后低”运行格局的看法较为一致。问题是引发未来经济下滑的风险有哪些，我们是否能在综合评估这些风险因素之后，再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防止经济出现“滞后性”的加速下滑。这个问题非常值得关注。

    从目前来看，今年一季度GDP增速为11.9%，将可能成为今年年内高点，因为一季度中国经济正处于自2008年第四季度反周期调控以来快速反弹的短周期尾端；今年二季度GDP增长处于下行的“拐点”上，随着增长动力的递减，未来二至三个季度经济将持续回落。据此判断，今年四个季度GDP增长率很可能呈现11%、10%、9%和8%的逐季下滑走势，全年经济增长率将可能落在9.4%-10.2%区间内，中值在9.7%附近，接近长期潜在增长水平。如果不出现意外情况的话，预计经济增长下滑过程将持续到明年一季度，预计明年二季度起经济将有望重返上行通道。

    笔者认为，导致当前中国经济可能出现上述走势的原因有四个：一是基数原因，去年“前低后高”的走势对今年将产生反向效应；二是今年经济刺激的增量将小于去年，政策刺激效应将出现递减；三是今年调控政策效果已经开始显现，房地产调控、淘汰落后产能、加大节能减排力度等政策措施对投资和工业增加值形成抑制，企业将再次面临“去库存”压力；四是全球经济形势和环境的复杂性将使中国下半年的外需形势不容乐观。

    具体分析，前两个因素是历史形成的，因而无法予以调整，但却会影响全年经济增长；后两个因素是一种新的变量，对下半年经济走势影响更大，并存在一定的调整空间。如果说我们对外需的调整余地很小，那么我们可根据经济形势需要灵活调整相关调控政策。由此观之，为避免多种因素叠加导致经济的深度下滑，政策如何应对最为关键。

    笔者认为，对当前中国经济出现“滞后性下滑”风险不可掉以轻心。这是因为，房地产价格经过一段时间僵持后出现回落，并带动房地产投资明显回落；全球经济复苏受阻，美国经济再次恶化、欧债危机继续深化和扩散及人民币出现一定幅度升值和有关政策因素变化，这些因素都将影响出口增长明显下滑。如果这两大因素在今年第四季度或明年第一季度同时出现（即所谓“双碰头”），将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短期内出现较大幅度下滑。

    其实，7月份经济数据已经显示中国经济出现“滞后性下滑”的风险是存在的。第一，固定资产投资下滑幅度有所加大，尤其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20%）开始出现加速回落苗头，其增速已从1-5月份的38.2%、1-6月份的38.1%回落至1-7月份的37.2%。历史经验表明，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相对于政策调控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一旦趋势形成，下滑幅度和时间往往会超出事前的预料；第二，7月份工业增加值回落幅度虽小于预期，但与领先指标PMI中的生产指数出现背离，预示着下个月它的跌幅将可能扩大；第三，消费零售的名义增速在物价上扬情况下反而明显回落，可能预示着消费的动力在减弱；第四，未来数月中国出口增长出现回落将是个大概率事件。这是因为，除了去年基数、汇率变化及欧债危机不确定性等影响因素外，出口增长已成为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动力，这种情况不可持续。另外，2008年中国出口曾出现的滞后性和突然性下滑，显示出口一旦下滑极易形成“失速”，此时政策调控的余地很小，收效也甚微。

    综上所述，未来中国经济将出现一定幅度回落，尽管经济存在着“滞后性下滑”的潜在风险，但也存在着促进经济增长的诸多积极因素，如目前民营投资的增长率已超过国有投资的增长率，表明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正在发生积极变化。正所谓“好处着想，坏处打算”，关键是我们既要看到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一面，又要看到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另一面，因势利导，制定出灵活、有针对性的宏观经济应对政策措施，防止未来经济可能出现“滞后性下滑”的潜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