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迫人民币升值是不对的，人民币升值并不会令中国的贸易顺差减少，反而有可能会增加。”曾任英国伦敦市主管经济与商务政策副市长的约翰·罗斯10月30日表示。
他是在当日召开的“欧洲和中国战略合作与发展论坛”上做出如上表述的。针对近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人民币升值施压的问题，他还表示，尽管中国对美国是比较大的顺差，但对美国以外的很多国家是比较大的逆差，“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亦认为，汇率战一叶障目。“中国对美顺差主要是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或跨国公司之间贸易带来。这部分顺差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或外资来华投资，在中国完成产品价值链的最后加工组装工序后复出口带来。其投资动因主要是中国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汇率只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
升值过快或致“双输”
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张燕生认为，德国和日本顺差主要是全球重要零部件和设备净出口的收益，中东主要是石油净出口的收益，中国主要是农民工参与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生产体系净出口的收益。“这是全球化工序分工的必然结果。”
今年1月-9月，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为21486.8亿美元，同比增长37.9%，贸易顺差1206亿美元，同比减少149亿美元，商务部长陈德铭近日称预计今年贸易顺差约为1800亿美元。中国贸易顺差在2008年曾达到295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当年美国贸易逆差为7060.68亿美元，其中对中国的逆差高达3085亿美元，占美国该年经常项目逆差总额的43.7%。
正是美国对华巨大逆差为美国国内一些施压人民币升值的政客和学者提供了“口实”，但张燕生指出，2005年7月至2008年8月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16.7%，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仍在持续扩大。而2008年8月人民币重新钉住美元后，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不升反降。
200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维持在6.8，当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2268.3亿美元，下降了14.8%。在逆差下降的同时，美国主要对华贸易部门——农业和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亦有所下降，这与美国部分人士所认为的“中国顺差夺走美国人的饭碗”形成鲜明对照。
11月1日，人民币兑美元在询价系统收报6.7015元，创下一个多月来收盘低点。尽管人民币兑美元暂停9月以来的单边快速升值势头，但自6月19日央行宣布重启汇改以来也已经累计升值大约2.3%，离岸远期市场的状况则显示未来12个月人民币还将升值3.4%。
“如果人民币在外部压力下大幅升值，如短期升值25%至40%，虽然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可能会减少，但美国对其他国家逆差会增加，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跨境转移，美国贸易总逆差并不减少。而人民币升值过快过猛将沉重打击中国的出口部门，农民工失业问题会更严重。中国内需萎缩将显著减少从美国的进口，使美国扩大出口和就业的预期落空。”张燕生说。
约翰·罗斯亦认为，近年来中国已成为世界各国重要的出口对象，中国内需的减少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可以想象的，“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各国经济复苏的进程”。
一般贸易更“受伤”
商务部在1日发布的对外贸易形势报告中表示，未来中国外贸增速可能回落，原因之一是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加。不过，张燕生认为，人民币升值对于不同类型企业影响差异较大，总体而言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并不很明显，而对一般贸易企业则会产生更直接的效应。
“2009年，中国加工贸易顺差是贸易总顺差的135%。加工贸易是全球工序分工的结果，是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中中国所获得的本地增加值率很低。”他表示。
“一般来讲，加工贸易企业的产品价值链是全球分布，只是低端劳动力密集型工序或加工组装环节配置在中国，其中需要用人民币支付的主要是本地劳动力工资和本地配套和采购料件的成本。”张燕生称，据调查，用人民币支付的劳动力工资仅占跨国公司总成本的2%左右，本地配套和采购料件主要是包装、五金、塑胶件，成本也很低。
“此外，对这类企业土地和税收往往还有各种政策优惠。因此，人民币年升值6%对其影响较为有限。”他表示，与此同时，人民币升值对一般贸易的影响则要更加直接，即出口成本上升，进口成本下降，从而导致出口减少和进口增加的结果。
张燕生还称，从过去几年的经验看，若人民币年升值幅度控制在6%以内，出口企业往往通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创新产品、更新设备、调整产品价值链的区域布局、提高出口价格等方式来化解人民币升值产生的压力。“然而，如果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和升值速度过快，加上其他成本上升因素或外部冲击影响的综合作用下，往往会超过企业的可承受能力。”
实际上，即便抛开人民币汇率的因素，中国的国际收支差额和结构亦将逐渐进行调整。“中国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等要素成本正快速上升。预计在未来十年里，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基本转移完毕。当中国低成本的要素禀赋优势发生变化时，加工贸易的对外转移将成为趋势，从而带动加工贸易顺差的大幅度下降。”张燕生表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