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国国有银行体系低迷的信贷投放，让此前超预期的制造业PMI数据看起来有些难以理解。

　　6月4日，权威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5月下旬，工、农、中、建四家大型银行信贷投放再现反常性低迷，截至5月31日，四大行新增人民币贷款仅为2080亿元，其中工行和建行维持了一贯稳健的投放态势，新增人民币贷款均在700亿元以上，农行为520亿元，而刚换帅的中行新增仅150亿元，其信贷投放力度甚至低于股份制银行。

　　看似疲软的信贷数据背后，中国实体经济真实的融资需求或许被掩盖了。

　　6月4日，农行公司业务部门人士告诉记者，2013年以来，信贷需求相当旺盛，这一点从银行贷款定价上已经充分显现，“新增贷款中，利率上浮的比例依然在50%上下，下浮占比只有15%左右。”

　　然而另一方面，接受采访的多位银行业人士也表示，4-5月份，银行体系信贷投放持续走低，主要原因，“实体经济状况并未改善，贷款有效需求不足，甚至出现了单月下降的状况”。

　　如此矛盾，隐喻着中国庞大的社会融资体系正在面临结构性失衡：一方面，在信贷额度管控之下，成本较低的贷款成为稀缺资源，尤其在“城镇化”效应推动之下，地方政府中长期基础设施贷款需求旺盛，再度对小微企业融资形成挤出效应;另一方面，过去9个月，快速膨胀的非银行信贷融资推动社会融资规模不断走向新高，但并没有传导的实体经济。

　　在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看来，上半年的实际信贷环境未必像社会融资总额的数据表现得那样宽松。

　　“官方报告的非银行融资规模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力度小于许多人的想象，也小于银行贷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鉴于到目前增长比较低迷，通胀明显低于预期目标，下半年的信贷政策有略微松动的空间。”马骏分析。

　　地方政府加速提款

　　5月份四大行信贷投放不力，这回存款没有拖后腿。

　　前述权威人士透露，5月份，工、农、中、建四大行人民币存款在经历了前三周持续流出之后，最后一周强劲回流，当月新增人民币存款超过4000亿元。

　　这也导致进入6月，存款再度从银行体系流出，6月前两个工作，四大行人民币存款负增长200亿元左右，新增贷款约250亿。

　　2013年，中国银行体系所谓旺盛的信贷需求主要来自于基建和房地产，一方面，地方政府换届后，中长期基建项目加速上马，加之原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新偿旧”的压力，融资需求旺盛;另一方面，在房地产市场升温之下，中长期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对新增贷款贡献力度巨大。

　　以4月为例，当月四大行新增信贷2455亿元，再加上国开行和交行新增的约1267亿人民币贷款，六家大型银行新增贷款约3700亿元，从其贷款结构上看，短期贷款仅仅增加58亿元。

　　来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调研显示，今年以来平台公司纷纷加大银行贷款提款量。以重庆两江集团为例，该公司成立时，与商业银行签署的授信协议总额约为2500亿，截至去年底，签订贷款合同的则有600多亿，直接入账的为300多亿。

　　然而，这一数据在今年4月已经上升到约500亿，显示提款速度加快。同时，来自中金公司的调研报告显示，对于地方平台公司，银行贷款利率仍较为低廉。目前银行贷款利率是基准利率，而在2011年资金紧张的时候是有所上浮的。

　　此外，由于江浙沿海一带中小企业不良贷款持续攀升，各家银行对小微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偏好明显减弱，多家银行业人士表示，银行纷纷采取主动管控小微企业贷款增量的行动。

　　实体经济的微妙变化均会反映到商业银行资产定价端。接近工行的人士表示，该行全年贷款目标9000亿，一季度实现2500多亿，占比27.4%，符合“3：3：2：2”投放节奏，收益率方面，今年一季度有约85%的贷款完成了重定价，其中，新增贷款利率上浮的比例为48.4%，下浮比例20.6%。

　　“贷款收益率5.93%，比2012年下降27BP。”上述人士表示。

　　套利活跃

　　2013年，金融脱媒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即便连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纷纷做出将持续扩大非银行融资占比的计划。

　　以上述重庆两江集团为例，今年规划新增融资量中，银行贷款、直接融资(银行间市场债券、城投债)、其他(保险公司等)的比例为6：3：1。

　　如此背景下，社会融资规模结构性变化值得关注。以4月数据为例，当月社会融资规模为1.75万亿，同比多增0.78万亿，其中人民币贷款对社会融资总量的贡献度已经连续两个季度降至45%，显著低于去年同期的70%。同时，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企业债新增均接近2000亿元，未贴现承兑汇票增长更超过2200亿元。非信贷融资相当活跃。

　　在马骏看来，过去九个月内社会融资总额虽然增长很快，但没有传导到实体经济。估计有如下几种原因：第一，由于若干事件的冲击，使企业即使获得了融资也倾向于“囤积”资金，而不敢或不能及时启动投资项目。比如今年3月以来“地产政策”的不确定性的增加就使一些资金较为充裕的开发商推迟项目开工。这类“信心”问题导致了资金的“流通速度”的下降，降低了贷款和非银行融资拉动实体经济的能力。

　　“第二，由于各种类型的套利，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贷款资金以其他形式(如信托、委托贷款)被转贷，导致社会融资总额的重复计算和社会融资总金额增长率被高估。第三，一些企业和平台由于现金流出现问题，需要靠借新贷还旧贷的利息，使社会融资总额对实体经济提供的‘净增’融资规模被高估。”马骏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