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份，中国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长6.2%。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尽管由前两个月同比下降转为小幅增长，但财政收入由以往动辄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急刹车”，已成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各项指标持续“非预期性”降速的一个生动注脚。

　　“社会各界此前的预期都认为，今年上半年经济应该是一个上升的通道。”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15日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指出，中国政府“换届年”所带来的“换届效应”并未如期而至，而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增速较高的惯性亦未得以延续，而是出现了“复苏乏力、扭曲加剧”的反常现象，这成为今年以来宏观经济的最大特点。

　　毛振华分析，这是由于2008年以来国家在应对危机出台的一系列应对措施长期化，采取政府主导投资拉动经济的政策“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在他看来，本轮经济意外降速的深层次原因应为资源错配及体制扭曲。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同这一判断。“需要通过体制的创新把这些不适合于新的增长点的生产关系、体制扭转过来，这才能够释放投资者积极性，这才能够找到新的增长点。”他说。

　　对此，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并不以为然。他指出，体制扭曲资源错配并不是当下特有的现象，现阶段经济出现非预期性回落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轮“历史性、战略性、阶段性调整之中”。

　　王一鸣提供的数据显示，自2007年三季度始，中国宏观经济便呈现出下降态势，这一态势曾因中央推出提振经济的一揽子计划而一度强势反弹，但自2010年开始又延续下降，直至去年第三季度。王一鸣据此认为，中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次高速增长阶段，这一转换是“正常的”。

　　但王一鸣同意毛振华等人的判断，即中国当下亟待深化改革、释放改革红利，这是支撑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内在动力。

　　“留给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转型的时间窗口不会永远打开，给我们留下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改革和转型其实是非常紧迫的，想混是混不下去的。”国家信息中心宏观预测部主任范剑平指出。

　　对于改革的具体路径，王一鸣称，当下最重要的、必须进行到底的是土地、劳动力、资金及资源型产品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

　　李稻葵则指出，未来中国的增长点在于公共产品的提供。他称，在这一过程中，应探索“在投资审批、投资渠道上想办法”，从而推动民营经济广泛参与上述领域的投资。李稻葵并建言，应因地制宜地推进城镇化，同时加快金融改革步伐。

　　“改革既是一个中长期的问题也是非常紧迫的现实问题，这是我们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毛振龙说，他寄望全面启动新一轮体制改革。他认为，这是中国经济持续复苏的“第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