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经济结构调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有着诸多独到见解。近日，本报记者就调结构的可行路径、重点难点等问题，对李佐军进行了采访。

　　记者：“调结构”虽然只有3个字，但真正落实起来却千头万绪。调结构应该从哪些重点领域进行突破呢?

　　李佐军：经济下行压力仍存，传统发展模式乏力，都凸显了调结构的刻不容缓。调整虽然带来“阵痛”，但这是大势所趋，一定要认清这一点。无论是区域、产业还是企业，要想化危为机，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转方式和调结构。

　　调结构并不是某一产业或某一领域的单兵突进，而是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协调推动。具体而言，结构调整要从以下7个方面进行：第一，要素投入结构调整，即实现由主要依靠一般性要素投入向更多地依靠技术、资本、信息等高级要素投入转变;第二，排放结构调整，即增加“好的排放”，如氧气、水蒸气，减少“坏的排放”，如“三废”、二氧化碳等;第三，产业结构调整，即降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比重，增加技术或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产业比重;第四，区域结构调整，即统筹区域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第五，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调整，即实现由主要依靠需求边动力向主要依靠供给边动力转变;第六，财富分配结构调整，即实现财富或收入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垄断行业和竞争性行业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公平合理分配;第七，发展目标结构调整，即实现由原来的数量型增长向质量效益型增长转变，由原来主要追求物本发展向主要追求人本发展转变。

　　记者：全社会用市场机制倒逼经济结构调整的紧迫感明显增强。在这一过程中，哪些难点需要提前预判预防?

　　李佐军：由于结构调整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因此，各个领域都有各自不同的难点。就拿排放结构调整来说，最关键是要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对那些污染环境的企业或个人，要进行严格的惩罚，让他们不敢进行“坏的排放”。对那些致力于植树造林、涵养水源的企业或个人，则要进行奖励和补偿，让他们不断增加“好的排放”。再拿财富分配结构调整来说，其核心是利益的分配，难点在于能否突破现有利益格局的藩篱。

　　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正好与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转换相交叉。因此，调整过程必然十分复杂、艰辛。既要高度重视，又要循序渐进。无论哪个领域的结构调整，都需提前做好顶层设计，加强制度建设，发挥市场作用。

　　记者：结构调整对于经济增长有何意义?

　　李佐军：结构调整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永续发展绕不过的坎。早调早主动，早调早受益。以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调整为例，此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是依赖出口、投资、消费这“三驾马车”，外需不行了就扩大内需，投资不行了就增加消费。这种依靠需求边动力的发展模式因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容易造成一些副作用和“后遗症”。

　　经济增长长期可持续的健康动力在供给边，在于“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这“三大发动机”，它们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更根源性、更深层次的动力。需要强调的是，供给边动力并非指增加产品供给，去加剧产能过剩，而是从供给边、从提高经济效率或生产力的角度，去寻找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记者：调结构涉及领域广，重点难点多。当前推进结构调整，该从哪些方面着力?

　　李佐军：调结构难以一蹴而就，也来不得投机取巧。当前，要抓住三个方面的着力点。

　　首先，调结构必须依靠改革。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是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唯一出路。目前，我国经济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相叠加的阶段，世界经济也处于深度调整之中。越是在这种矛盾集中时期，越是要依靠改革，加快改革步伐，这是过去30多年实践反复证明的真理。因此，以全面改革促进结构调整乃当务之急。

　　其次，调结构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结构调整中，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动行政审批权力下放，创造条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结构调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充分等问题，以至于“好心办坏事”。因此，要更多地依靠市场来形成优胜劣汰机制，该调整什么，该淘汰什么，主要由市场说了算。

　　最后，调结构要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的导向作用。生产要素的价格，如资金价格(利率、汇率)、资源能源价格、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等，在结构调整中能起到利益导向作用。例如，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时，若要加大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品牌效应产业的扶持力度，就要让价格更真实地反映人才、智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