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临近，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多位经济学家在9月14日的读书会上为新一轮改革把脉，直言须“消除体制性障碍”，尽快构筑市场产权制度，尤其是明确土地产权问题及平衡政府的权力制衡。

　　吴敬琏直言，“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已经提出了将近20年，但是到现在尚未成功，它的关键问题还是体制上的问题。”

　　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阻碍，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容忽视的危机。吴敬琏警示道，以宏观层面为例，主要表现在于我国的资产负债率太高，若这种情况再不改变，将可能爆发系统性的危机。

　　经济增长模式20年未破冰

　　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型，实际上是“九五”计划期间(1996~2000)明确提出的要求。当时这项改革的要求，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方案相配合。

　　吴敬琏认为，到了“十五”(2001~2005)期间，我国在“九五”的既有成绩面前有所放松，提出了“坚持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要求“把调整产业结构与调整所有制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结合起来，坚持在发展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保持快速发展。”

　　梳理上述改革路线可以发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已经提出了将近20年，但是到现在尚未成功”。吴敬琏警示道，我国目前的宏观与微观经济两方面正开始显现危机。

　　其中，微观方面即表现为基本生存环境出现问题，“经济增长的模式、增长方式并没有转型，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感觉到，我们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土地、水、空气，现在都出了问题。”

　　宏观经济方面则表现为资产负债率太高，而这种状况若不改变，受到一种外来的冲击或者是内部的某种冲击的时候，就可能爆发系统性的危机，必须防患于未然。

　　吴敬琏指出，随着资产负债率的日益攀升，一些地区出现的危机很快传到其他地方，比如温州、苏南等地相继出现的“跑路”事件，包括6月的钱荒，其实都是给人们发预警信号。

　　体制改革问题已到关口

　　为何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改革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吴敬琏认为，关键在于体制上的问题未能得以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以及体制改革是当今我国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这两个问题互相关联。“政府仍然掌握了太多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不但没有加强，反而弱化了。后者就是把GDP增长看作政绩的主要标志。所以，各级政府都要运用自己手里配置资源的权力，去投资，用资源投入去拉动GDP的增长。”

　　这样的变化跟当初设计的改革路线有所偏差，吴敬琏对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止步不前表示无奈。“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有一句话大体上反映我们的状况，就是各级政府都变成了准公司，书记是‘董事长’，市长是‘总经理’，他们决定发展什么产业，运用什么技术路线，支持哪些经济活动。这样一来，当然就不可能真正地实现转变。”

　　在吴敬琏看来，我国的体制改革问题已到关口，“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制定改革的路线图，而这个改革的路线图是不是制定得好、能不能够圆满执行，就决定了我们这个转型到底转得过来，还是转不过来。”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在读书会建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着力点应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促进与科学相关的技术在国民经济各领域中的运用，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第二，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降低过高的交易成本;第三，运用通信技术提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效率;第四，大力利用农村富余劳动力从相对低效的农业向相对高效城市非农业的机会转移，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