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益于煤炭价格从2011年年底开始的大幅下跌，大部分省份的标杆上网电价在最近都实现了1.5分钱左右的下调，但对应于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增加以及其他环保措施支出的增加，终端销售电价仍旧保持不变。也就是说，上网电价的下调，实体经济并未从能源成本中获益。对于处在电力上游、价格低谷的煤炭行业而言，电价下降带来的潜在需求也还无法兑现。

　　2013年初开始实施的新的煤电联动办法，将煤价变化5%作为调价的触发条件，而“年度为周期”在现实操作中也被解释为“以自然年为周期”，也就是整年才进行调整。这一过长的调价周期可能在未来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仅就2013年煤价变化而言，从年初到现在，各地区煤价的下降幅度普遍在20%-30%之间，考虑到煤炭占电力成本的80%左右，以及300克标煤左右的效率水平，电价需要下调6分-1毛钱。扣除已经实现的调价幅度，未来的电价仍旧需要一次性的下调5-8分钱。这种下调，应该充分的体现在终端销售电价当中。

　　下调电价，是电价机制的应有动作。

　　电价下调具有必要性

　　目前我国的电价水平已经不低，居民与企业的支出负担急需减轻。这个事实的基本逻辑在于：价格作为标杆价值的信号，其高低只有相对水平才有意义。

　　从消费者的负担来讲，比较能源价格的高低，需要以收入水平为基准。我国消费者的收入只有欧美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而电价与欧美已在同一量级水平，导致能源支出挤压了其他消费性支出，成为我国居民福利水平上升的一大负担。

　　从工商业的能源负担而言，可贸易部门需要参与全球竞争。从基于汇率转换的角度，我国目前的工商业电价已经比美国高出30%—40%，比亚洲邻国韩国也高出不少，由此带来的竞争力下降是明显的。

　　从终端售价所包含税率的高低，可以比较不同政府对能源消费课税的程度，反映出各个政府的政策意图或目标。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实行高达30%-50%税率政策。从生产者的效率来讲，不含税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生产者可以获得的收入，相应的成本如果可比较的话，这一不含税价格就反映了市场的设计要素与生产者的效率。

　　电价下调，对于降低用电企业与居民的用电负担是立竿见影的。如果政府认为我国实施低的电价水平是与“节约能源”、“环保”相矛盾，可以就此机会通过提高税收水平予以纠正，将这部分税收建立“绿色支持账户”，取得提高竞争力与支持绿色发展的双重红利。

　　忌惮“高耗能”反弹是误导

　　钢铁、化工、有色等通常所指的高耗能产业，一直是各项公共政策限制的重点。从根本上讲，对高耗能产业的限制是基于其环境的负外部性，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环境标准的提高与执行的刚性。事实上，高耗能并不具有“原罪”。

　　退一步讲，即便限制高耗能是一个“好”的政策目标，基于忌惮高耗能反弹而反对下调电价的观点仍具有误导性，这属于混淆了“机制”与“手段”。电价应是一种机制，内生于上游煤炭的成本及其他因素变化。如果高耗能被认定具有负的发展外部性，需要通过抬高其面临的电价限制其发展，那么加税抬高其能源成本属于局部政策手段的范畴，而不应 “投鼠忌器”，去限制一般性的整体经济机制发挥作用。

　　过去，限制高耗能发展的电价政策叫做“惩罚性电价”，没有做到电价机制与政策工具的有效区分，其多收的“电费”账户的去向，是否补贴了由于高耗能而受损的群体，也有待进一步透明。这些都是迫切的现实问题。

　　电价交叉补贴可一同取消

　　过去，我国的居民电价低于工商业电价，这一“交叉补贴”幅度在出台阶梯电价之后有所下降。这种制度安排并没有降低居民的实际支出总负担，因为工商业的高昂电价必然要传导到居民的各种消费品。与此同时，其误导了居民用户的电力消费行为，无助于居民用电的节约。这一制度的唯一好处，在于对于收入最低阶层的实质性补贴。这部分用户需要从“暗补“变为“明补”，以保证政策的总体效果是累进的。

　　但是总体上，取消交叉补贴是建设统一市场的要求。如果居民总体电价水平上涨50%，可以进一步降低工商业电价10%。这样，我国的工商业电价水平将大体处于美国的水平。这一政策变化，将对居民电力消费信号指引具有象征意义，对工商业竞争力提也具实质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