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并指出这是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从“十一五”开始我国就着手治理产能过剩，但越治理越过剩的事实，表明传统的行政手段并不奏效。

　　此次《意见》中点出了部分地方政府通过廉价供地等方式，助推重复投资和产能扩张的“病根”，有望给化解工作趟出一条正路。

　　化解产能过剩需消除行政推手

　　产能过剩本是市场经济的常态。适度的产能过剩，能激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动力。但我国产能过剩的形成，背后却藏有行政推手。突出表现为部分地方政府因经济发展冲动，以廉价供地和财政资助等方式干预市场，引发部分行业过度投资。

　　记者采访了解到，东部一家大型装备制造企业，近年来是各地招商引资的座上宾，部分项目享受“零地价”优惠。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说：“有些企业为了优惠而投资，上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圈地。项目本身不赚钱，圈到的土地却能挣大钱。”

　　对此，《意见》明确提出，坚决清理废除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采取土地、资源、税收、电价等损害公平竞争的优惠政策，以及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的限制措施。

　　专家认为，根治产能过剩，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一方面加快要素价格改革，把重要资源配置由政府主导逐步变成市场主导。比如明晰土地产权，理顺土地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从根本上杜绝地方政府向特定企业低价甚至零地价供地的行为。

　　另一方面，以新一届政府力推的职能转变为契机，促使政府退出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转向环境保护、民生改善和公共服务领域。当然，这样的转变需要考核指挥棒的引导。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表示，要加快改革现有的政绩考核体系，不再将GDP作为考核官员的主要标准，逐步加大如人均收入、人均绿地面积和空气与水质量指数等多维度的民生和环保指标权重。

　　“扶大限小”扭曲投资行为

　　除了部分地方政府的角色错位，我国的产业政策和金融市场也为产能过度膨胀提供了温床。

　　纵观各地的产业政策，一个频频被提及的词汇是“扶大限小”。亮硕光电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李华对此颇有疑惑：“已经大了强了为什么还要扶持?真正需要帮助的应该是中小企业。”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江飞涛指出，继续实施“扶大限小”政策，会促使小企业为避免成为被政策限制甚至强行淘汰的对象，具有强烈的规模扩张动机，这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企业投资行为，进而加剧产能过剩。江飞涛认为，应该从“扶大限小”转为对企业研发和创新的普遍支持，让“小而美”的企业也有发展空间。

　　我国以大银行为主导的金融市场体系，也是产能过剩的“隐形诱因”。在现有金融体系下，信贷资源优先流向大企业、大项目，导致“垒大户、傍大款”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记者在采访中不止一次听到，大企业获得的贷款多到用不完，甚至可以加价转给中小企业当上“二银行”。在这种导向下，将规模做大成为企业获得融资最便捷的途径。

　　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推进，各地兴办民营银行的热情高涨。其实，我国的银行数量并不算少，真正的缺陷在于层次不够丰富。未来股市、债市等直接融资模式和服务中小企业的小微金融机构，才是需要加强的地方。

　　“消化”优于“消灭”

　　对于产能严重过剩，此次《意见》强调“化解”而不是“抑制”，本身也透露出很多新信号。

　　记者采访了解到，许多人视过剩产能为社会包袱，采取有意无意地“歧视”态度。一家钢铁企业负责人说：“原来说自己在钢铁厂上班很自豪，现在感觉低人一等。”上海一家光伏企业反映，该公司今年一季度在日本市场的销售额是去年全年的2倍，但银行仍然不断收缩信贷，今年上半年就压降贷款规模7亿元。

　　但也有研究者对产能过剩问题持积极态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当前累积的巨大产能，是数十年投资的成果，一定程度上是国家的财富。特别考虑到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向实体经济回归，我国更不应该轻易否定已形成的产能优势。比如我国的钢铁产能虽然很大，但人均钢铁存量只有美国的1/5，继续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离不开钢铁这个硬通货，化解产能过剩不应走简单的打砸封路线。

　　不少企业家向记者表示，在化解过剩产能时，“消化”应优于“消灭”，“引导其做强”应优于“限制其发展”。国务院的《意见》指出，要通过扩大国内有效需求，消化部分过剩产能。比如在钢铁领域，要推广钢结构应用，提高公共建筑和政府投资建设领域钢结构的使用比例。

　　宝钢钢构有限公司总经理郝荣亮指出，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钢结构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40%以上。而在中国，这一比例不到5%。提高钢结构使用比例，既有利于过剩产能化解，又能带动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