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延续了2012年经济发展态势，2013年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期。2013年上半年GDP增长7.6%，三季度GDP增长企稳，第四季度受到同比效应，经济增长可达到7.4%。与2012年相比，消费增幅下降，投资增长靠地产和基建拉动，制造业投资下滑，总体投资平稳，外需有所改善，对工业带动积极，贸易顺差略有增加。

　　预计2013年全年经济增长为7.6%，物价稳定在2.5%的水平。代表着生产者的物价指数连续负增长长达两年，经济回稳主要依靠传统的地产投资、外贸回升和加大政府基建支出，新的转型增长如信息消费、医疗消费的发展需要时间。而在货币方面，金融机构的期限错配风险开始暴露，地方债问题逐步显现，去杠杆的货币收缩压力已经发生。美欧经济复苏一方面带动了中国的出口，但发达国家的复苏也导致新兴市场国家资金外流，从资产回报率角度看，中国的长期资金外流和短期国外资金流入迹象明显。2013年人民币保持了温和升值的态势，但外汇占款出现连续下降，单边流入已经减缓，可能逼迫金融体系进一步紧缩。

　　中国稳增长的“底线”政策思路稳定了经济增长的预期，并同时提出了调结构、促改革的新思路。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意味着需要通过经济结构性改革，逐步消除非均衡发展累积下来的风险，走向较均衡的经济结构。然而结构调整和改革，将直接导致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即结构性减速。平衡“调结构、促改革”与经济减速方面的政策操作非常重要。

　　对于2013年中国经济运行分析如下：

　　第一，工业回升，但实体通缩依然。2013年第三季度工业开始回升，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连续超过50%，上升趋势明显，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接近10%这一中国工业长期增速下限水平，经济已经出现了企稳迹象。反映生产者价格水平的PPI(生产者价格指数)持续两年为负值，意味着实体经济一直处于通缩状态，应大量去库存和产能，但很多企业只存在去库存，而去产能则一直步伐缓慢，这与地方税收返还、金融支持等有关。在产能不能有效退出的情况下，财政、金融资源的大量持续流入和补贴，阻碍了工业部门调整，并将成为今后几年困扰经济有效复苏和工业部门经济效益提高的主要问题。

　　第二，出口回升，投资靠地产和基建，消费下降。

　　与2012年同期相比，三大需求中出口复苏比较快。出口下半年复苏的原因是：欧美经济走稳带动了中国出口，圣诞采购将进一步推动2013年外贸复苏步伐;贸易条件改善，尽管实际有效汇率和名义有效汇率双双走高，但进口原材料价格大幅下跌，贸易条件改善，出口加工企业利润回升;出口退税政策下半年仍有7000亿元额度可供使用，出口成为2013年稳定经济的重要工具。

　　投资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但仍主要靠地产和基建投资，这种投资模式的可持续性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问题：政府、企业负债过高，而且利率水平也处于较高的阶段，金融风险不断累积;社会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外商投资下降，企业自主投资意愿下降，制造业投资下降很快，服务业投资领域的更多开放很重要;房地产作为地方经济的支柱，一直存在非常高的风险。

　　导致2013年消费增长下滑的短期政策因素是新一届政府加大反腐败力度、公款消费大幅下降等。长期制约因素主要是：经济减速会直接导致收入预期下降，降低消费;由于收入差距大、福利覆盖水平低，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财富效应低，中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是房地产、储蓄和股票等，房地产价格畸形已经是拉大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股票市场熊霸全球，投资者资产缩水，而储蓄利率自由化推动居民储蓄收入有所增加，对消费有所支持。

　　第三，物价稳定。2013年上半年CPI涨幅为2.4%，下半年物价保持在2.6%的水平，全年物价维持在2.5%，而PPI在2013年将保持负值。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中国经济增速也处在平稳水平，表明总需求不会大幅扩张。而国内粮食已经实现九连增、工业生产能力充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这些均会抑制物价上涨。不过，一些推升物价的因素不容忽视：比如，中东政局不稳导致石油价格上涨，国内要素成本上升，以及价格改革可能有较大推进等。

　　第四，金融风险。2013年中国金融市场波动起伏。当前，直接的金融风险在结构上表现为严重的同质化金融机构期限错配、央行人民币创造机制依赖于外汇占款、地方政府债务的不可持续、企业负债高和“影子银行”蕴藏的风险。金融风险直接影响到经济的货币宽松条件，1至8月社会融资总规模已达12.54万亿元，预计全年超过18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已成定局，经济靠货币推动的格局依然。

　　预测2014

　　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2014年仍然是一个调结构、促改革、稳增长、控风险的调整年，经济要从高速增长阶段平稳转向高效增长，最大的挑战来自能否顺利推进各项改革

　　预计2014年经济增长目标会与“十二五”规划的增长目标相一致，而实际增长仍会高于增长目标，预计经济增长将保持在7.4%的水平;物价水平(即CPI)将稳定在2.1%以下的水平，PPI仍为负值。“十二五”预计能保持年均经济增长7.7%的水平，“十三五”期间保持6.3%的水平，就能实现到2020年翻两番的目标，因此中国当前的问题不是一个如何再高速增长的问题，而是经济要从高速增长阶段平稳转向高效增长，经济结构更均衡、社会福利水平提高、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是增长的关键。

　　2014年仍将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依然是靠出口和投资，服务业的新发展是投资和消费的新亮点;同时也将遇到很多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来自改革，包括能否顺利建立起新的地方税、能否对地方债风险进行释放、能否减税和降低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只有稳定财政金融结构，逐步释放累积的风险，经济结构的调整才能顺利进行，很多改革才能有所推进。2014年仍然是一个调结构、促改革、稳增长、控风险的调整年。

　　中期展望

　　以生产率提高应对结构性减速

　　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正经历着工业化阶段结构性加速向城市化阶段结构性减速转型，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正经历着工业化阶段结构性加速向城市化阶段结构性减速转型。这个过程由一系列供给侧变量主导了未来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包括人口结构转型及相应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城市化水平持续提高及相应投资增长速度的放缓;经济增长对福利的重视及相应分配格局调整导致的减速效应等。

　　我们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因素及2013年至2018年经济前景进行了分析预测。考虑到供给侧因素变化的特殊性，中国经济潜在增长分解和预测建立在一个多层次的分解框架上，其核心是标准增长核算方程。基于中国劳动、资本和城市化等3个变量的长期非线性动态，我们对2013年至2018年中国潜在增长率的预测值为6.4%。基于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及宏观经济变量动态趋势，经济稳增长、调结构的供给侧管理政策包括竞争性市场的完善，相对价格体系的完善，动员型经济的转型，提高结构转型效率，降低供给要素的投入成本，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

　　通过对GDP分解、劳动生产率分布和生产函数的三重计算，得到2013年至2018年中国经济长期增长预测区间为6.4%至7.9%，这里包含了人口、劳动生产率、分配效应等多项假设。

　　分析发现，一些发展趋势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结构性减速”：人口转型直接会降低增长速度;产业结构的服务化，如果不能有效地提升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也会直接降低劳动生产率;城市化率超过57%后投资率下降，投资效率低，再加上资本存量增长减速也同样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随着经济增长和劳动力供给放缓，要素分配会更趋向于劳动要素，会引致劳动要素分配份额上升，也意味着按CD生产函数核算的潜在增长率增速会下降。

　　应对挑战就是提高3个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特别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资本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保证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