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这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在实践中，推进区域协同发展关键要处理好哪些重大关系?有可能在哪几个方面率先实现战略突破呢?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意义

　　从国家战略层面看，京津冀地区在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崛起中担负着重大使命。

　　其一，打造中国参与全球竞争和国际分工的世界级城市群。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成为引领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迫切需要建设若干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城市群，为我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优质资源集聚和配置、产业重构和升级提供核心平台。京津冀城市群是我国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中心，拥有完整齐备的现代产业体系，也是国家自主创新战略重要承载地，其发展目标应是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其二，构筑中国乃至世界的研发创新、高端服务集聚区。京津冀地区是中国自主创新、高端服务、现代制造的核心区域，在加快中国工业化、信息化进程中担负着科技引领、产业支撑的重要使命。首都北京的产业已呈现服务主导和创新主导特征，天津的产业呈现高端制造和技术集约特征，河北正在积极打造现代制造产业带和沿海重化工产业带。未来一个时期是京津冀地区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合力打造世界级研发创新、高端服务和“大国重器”集聚区的重要阶段。

　　其三，带动中国北方向东北亚、西亚、中亚、欧洲全方位开放的门户地区。京津冀地区正处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和连接欧亚大陆桥的战略要地。加快京津冀地区的快速发展，有利于实现我国新丝绸之路战略下对东北亚、中亚以及欧洲等的全方位开放，进而带动我国周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扩大中国经济的影响范围。

　　其四，探索建立科学持续、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区域发展示范区。探索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路子，可在3方面发挥全国示范效应：一是针对京津冀跨省际区域合作的体制机制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着力探索跨界治理、“抱团”发展、政府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新机制;二是针对首都北京面临的雾霾、水资源短缺等“大城市病”，着力探索超大城市通过功能疏解、空间优化，实现中心与外围共生互动的新路径;三是针对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资源环境形势严重的突出矛盾，着力探索建设生态友好、环境优美、宜居宜业、社会和谐的新模式。

　　此外，推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不仅有利于实现京津冀三地优势的有机整合，增强区域的整体优势，而且通过京津冀地区的快速崛起，将进一步激活和带动环渤海经济圈发展。

　　协同发展关键要处理好四个关系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关键要处理好以下四大关系。

　　第一，中心城市与所在区域共生互动关系。从都市圈理论与实践来看，中心城市与所在区域存在着共生互动关系。从京津冀来看，城镇体系的“中心——外围”特征明显。尽管近年来北京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疏解的措施，但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各种优质要素仍在向京津两大城市集聚。如何处理好中心城市与所在区域的关系，在中心城市功能疏解过程中带动中小城市发展，进而构造起合理的城镇体系，提升区域的整体发展水平，意义重大。

　　第二，北京与天津两大核心城市分工合作关系。京津合作是推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核心与关键。一方面，“双核心”能否形成合力事关全局。京津作为相距仅有100公里的两个千万人口超大城市并肩而立，世界少有。京津各自优势明显。北京拥有得天独厚的首都优势、总部优势、科技人才优势、全国市场优势以及全国交通枢纽优势等，是区域当之无愧的首位城市和核心;天津凭借现代制造优势、海港优势以及科技人才优势等也位居全国前列。如何突破藩篱，使京津“双核”形成合力，成为推进京津冀区域快速发展的重点所在。另一方面，京津实力水平接近，合作领域更宽，影响更深远。京津合作，由于经济技术水平接近，产业结构错位，资源禀赋各异，因此更多的是功能分工、强强联合、互补合作，如金融合作、科技合作、物流合作、海空港合作等，合作领域更宽，影响更深远。只有处理好京津的功能分工、优势互补与有机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才有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第三，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关系。京津冀地区作为我国东部的发达地区，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北京、天津两个超大城市，使城市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压力越来越大，影响到京津冀能否可持续发展。像京津冀这样一个重化工业占有较大比重的地区，能否在推进区域协同发展进程中，逐步化解加快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压力的矛盾、人民群众改善环境的迫切要求与环境治理的长期性矛盾、发展经济的迫切要求与淘汰落后产能的矛盾等，是亟待破解的新课题。

　　第四，市场调节与政府引导的关系。能否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区域协同发展成效。在实际推进区域协同发展的过程中，首先，要明确划分政府和市场的行为边界，如产业协作、企业创新、要素流动、资源配置等经济活动应该更多地由市场来调节，政府主要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在一些市场失灵的领域，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建设等则主要由政府来规划和协调。其次，要处理好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如何探索建立一个市场调节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的跨界治理协调机制，以保障通过区域的协同发展，使经济更具活力、社会更加公平、运行更有效率，是我们亟待回答和解决的一个重要命题。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可考虑从顶层设计、机制保障、全面推进等方面入手，从广度和深度上加快发展。

　　首先，在顶层设计上，要以首都经济圈规划为导向，推进京津冀三地的战略对接。基于国家战略、区域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在明确主体功能区划分、城市功能定位的前提下，立足三地的比较优势，进行区域规划和政策配套的顶层设计，对推进跨省域的区域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如城镇布局、产业布局及重大跨区域项目等规划，应在中央层面做好京津冀区域规划的顶层设计，以避免重复建设，无序竞争。以区域规划顶层设计为导向，京津冀三地应主动将首都经济圈、环首都绿色经济圈、河北沿海经济带等战略规划与区域发展顶层设计进行对接，并进一步深化研究相关配套政策和体制机制，以保障规划的顺利实施。

　　其次，在机制保障上，要探索建立横向与纵向结合、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区域协调机制。比如，探索建立横向协商与纵向协调相结合的协调机构。再如，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针对产业合作、基础设施合作和生态合作等，探索建立成本分摊、生态补偿等多种跨界治理的协调机制。此外，还可考虑推出相关配套政策，创新区域合作模式等，为推进区域协同发展保驾护航。

　　第三，建设交通、产业、城镇、生态、社会一体化的新首都经济圈，全面推进协同发展。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须打破“一亩三分地”的行政藩篱，实现三地“抱团发展”。为此，要充分发挥北京服务、天津制造与河北加工的优势，按照优势互补、共赢发展的原则，全面推进区域一体化，打造交通、产业、城镇、生态、社会一体化的新首都经济圈。一是交通体系建设先行。发展大交通，强化城市间的空间网络联系，实施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统一部署区域内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包括铁路、公路、空港、轨道交通等的综合交通体系。二是推进区域内产业的转移、集聚、链接、融合，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做大做强优势产业链条与集群，实现区域的共同发展。三是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加快推进大都市周边的新城开发与中小城市建设，将其建设成为生态、科技、宜居宜业的新兴城市。四是加强生态环境共建与联防，大力推进绿色生态屏障建设和低碳生态宜居家园建设。五是推进区域社会发展一体化，创造有利于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的社会环境。

　　针对京津冀发展实际，如能抓住重大战略机遇，区域协同发展有可能在以下方面率先取得战略突破。比如，以北京新机场建设为契机，共建国家级临空经济合作示范区;依托天津滨海新区，共建中国投资和服务贸易综合改革创新区;抓住京津冀三地优化空间结构的机遇，共建国家级“京津科技新干线”，等等，从而真正立足各自比较优势、立足现代产业分工要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