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强调,资源安全是构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全面加强金属矿产资源保障,满足经济社会持续发展需要,助力实现中国梦。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严重的“资源赤字”
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步入了资源消费的高速增长期。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工业化与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必须依靠大量金属矿产支撑发展。根据西方经验,未来即便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经济大国对金属矿产的消耗总量依然会居高不下。交通、能源、保障住房、新农村建设等重大工程,以及战略新兴产业和国防科技产业等都有较大需求量。据测算,我国对矿产资源的需求高峰大致在2025—2035年出现,此后将维持在这个较高水平上。
然而与巨大需求形成对比的是资源供应短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严重的、长期的“资源赤字”现象。供需赤字意味着基础工业缺少输入保障、存在瓶颈环节,这不但损害原材料行业健康发展,还会沿产业链传导、放大,进而损害经济发展的基础,因此我国金属矿产资源保障形势十分紧迫严峻,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国内矿产资源禀赋严重不足。虽然我国属于资源种类相对比较齐全、储量比较丰富的国家,但深入分析可知,资源储备并不具优势:中小矿或贫矿居多,可采程度差;小矿种居多,经济建设需求量大的支柱性矿产匮乏。统计表明,我国铜对外依存度长期保持在75%以上,2020年预计将达到创纪录的80%。铁矿石过去十几年进口量年增长30%,截至2013年底已有七成依赖进口,预计到2020年仍将维持在60%以上。精炼铝、铅资源、锌资源、钾资源对外依存度也分别达到约50%、30%、20%和60%。到2020年,我国将有25种矿产出现不同程度的短缺。进一步看,资源按人口进行平均后的情况更不容乐观:我国矿产资源人均探明储量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58%,位居全球第53位。如除去相对丰富的煤炭资源,金属矿产资源占有量则更低,我国以占世界不足9%的铁矿石、不足5%的铜矿和不足2%的铝土矿,供应着占世界22%的人口。
尚未建立全球资源保障体系。长期以来,我国海外资源保障以简单的矿产品进口为主,买断权益矿产能或直接投资开发矿产的力度不够,缺乏多元化渠道。与西方国家上个世纪对矿产资源的瓜分相比,我国目前一方面拥有的探矿权和采矿权数量较少,只能在夹缝中挤占份额。另一方面缺少主要成矿带上高品质的世界级大矿和资源基地。掌控的矿产资源规模有限、质量不高、依赖的地区较为集中,资源保障体系未完全建立起来,未形成全球化格局。一旦个别贸易伙伴国或资源地提高资源壁垒,将带来供给不足甚至中断的风险。
缺乏国际资源市场话语权。在市场体系中,资源掌控能力主要表现在定价议价上。而我国虽然有巨大的矿产需求量,但却没有用好这一优势形成买方市场的议价能力。虽然有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对外贸易量,但却没有在金属矿产领域形成大国影响力。国际市场定价权长期不合理地集中于矿业巨头和资本操纵者手中,庞大的国内市场只能被动接受价格,处处受制于人,处于不利地位。从经济代价上看,这不但削弱了海外资源供应能力,而且更是损害了基础工业的健康发展。金属冶炼加工行业首当其冲,由于原材料成本的挤压,企业生存困难、利润微薄,无力进行研发与创新,只能通过大量产出低附加值产品进行低层次竞争。紧接着,上游劣势继续传导,制造业所需高端材料要靠进口满足,这导致了对国外资源的再次依赖。可以看到,缺少金属矿产资源掌控权和话语权这一源头劣势通过产业链条的层层传导,致使重要产业环节无法自主发展,从而制约了整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平衡。
构筑全方位、多层次保障体系
为有效突破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瓶颈,必须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资源占有数量和质量,提高资源产业竞争力,紧紧把握“资源+流通”两端重要环节全面建立保障体系。
提高国内矿产资源行业竞争力。资源保障的根基在于国内,要成为资源强国,必须支持本国矿业发展。这种发展指的绝不仅仅是个别企业,而是行业竞争力,要从打造国家优势产业的高度来看待。资源大国澳大利亚曾以降低矿业公司所得税的方式鼓励矿业发展,同时通过授予矿权和签发矿产品出口许可证等举措规划控制产品开发与出口,成功地将自然禀赋转化为国家竞争力。相比之下,我国要提高资源行业竞争力,重在改变当前存在的无序、弱小、散乱,甚至走私的状态,切实用好国内宝贵的资源储备,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价值,维护国家利益。要详细调查和评价国内战略性矿产资源潜力,在此基础上加强统筹管理,进行保护性开发和针对性扶持。对于钨、锑、稀土等国内优势金属,要坚决遏制滥采、乱卖的行为,进一步通过资源的整合提高行业集中度,依靠大型矿业公司的运作提升国际市场定价权。对于基本金属等非优势矿种,要保护民族产业,帮助其克服资源劣势、度过周期谷底、实现持续发展,从而对国外巨头形成长期制衡,赢得资源博弈的主动地位。
提高对全球优质资源的掌控力。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上看,一个国家的崛起必须要以世界资源的有效利用为条件。而且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对国外资源的需求程度越高,越具有开放性视野和全球化布局。美国有29种固体矿产50%以上的消费量要从国外进口,正是依靠在世界范围内大量获取优质而廉价的金属矿产资源,才哺育了其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其在世界工业格局中的强国地位,实现了以资源全球化推进经济全球化。要提高全球资源保障能力,必须立足一流,获取品位高的、规模大的世界级矿山。政府层面可通过与主要资源国加强建立伙伴关系争取资源竞争的有利地位。更重要和直接的是,要借助市场的力量,支持矿业公司的跨国经营和对外资本输出来控制资源,建立海外矿产资源基地。作为国有重点骨干企业,中国五矿在最近10年战略转型中不断加大“走出去”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矿业市场角逐,通过海外并购、找矿开发、购买产能等多种手段,在澳洲、非洲、南美等地获取重要的金属矿产资源,为国内经济建设提供了坚强保障。
建立国际化的资源流通体系。在“微笑曲线”上,前端资源为王、后端渠道为王,全方位资源保障体系的建立离不开下游渠道网络。日本作为二战后发展起来的国家,面对当时已形成的世界资源格局,果断提出贸易立国,大量的综合商社以贸易代理、仓储运输等环节为触角,不但增强了在国际资源贸易中的地位,而且逐渐向产业链上游渗透延伸,获取了海外权益矿。对于大宗商品,全球化的资源流通体系包括发达的海运物流、广泛的贸易渠道,广义来看,还包括期货市场。充分占有国际贸易市场份额,并深度参与期货交易,是获取定价权、实现资源经济价值的关键。要用好贸易规则与贸易谈判,推动建立公平、透明、开放的流通秩序,推进贸易自由化;整体规划设计金属矿产品贸易与流通体系,实现多元、多途径、稳定可靠、经济合理的资源进口;用好自贸区的有利窗口,发展港口物流,打造与国际接轨的期货市场,探索建立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形成新的国际资源贸易格局。
多措并举提高资源保障水平
在金属矿业发展中,政府是规划者、支持者,企业是实施主体,资源产地则是利益相关者。提高我国金属矿产保障水平,必须在国家资源战略的高度下,多方共同积极谋划,采取系统性举措合力推进。
加强顶层设计,形成金属矿产资源国家战略。矿产资源保障关乎国家安全,必须在国家层面制定资源战略。全面梳理国家短期、中期、长期发展对资源的需求情况,分析确定各类金属矿产品的安全需求量和优先级,并建立全球矿产资源信息系统,持续跟踪各国的资源种类和储量等,明确投资开发的重点矿种与区域。尽快完善战略储备制度,建立金属矿产资源储备体系,做到商品与矿山、统一与分散、当期与远期相结合,缓解资源短缺压力。国家作为主体还要采取政府行为,通过经济援助、技术合作等方式积极开展资源外交,并处理好资源开发争端。
加强支持协调,创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良好的顶层设计还要配以制度支持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设立专业职能机构统筹制定相关产业政策,为行业发展提供方向和指引;设立资源开发基金,为公益性地质勘探、海外资源获取、战略收储等提供资金支持;加快完善矿业资本市场,与国际通用标准对接,扩大企业融资渠道;综合协调企业“走出去”,引导航运、贸易、资源类跨国公司发挥合力作用,避免单打独斗;出台税收等政策优惠,鼓励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完成技术改造与升级。
转变发展方式,推进行业集约高效运营。当前资源行业存在过度扩张、低层次竞争的现象,需要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生产运营效率。严格实施对资源开发、出口配额的统一管理,有效规范行业秩序,鼓励有实力的大型矿业公司牵头整合、集约开发,避免出现“一窝蜂”的无序竞争状态,损害国家利益。摒弃粗放式增长,通过精益生产等举措提高资源综合回收水平,借助互联网发展改造传统流通模式,做到资源优质、技术领先、高效运营、集约发展。
坚持市场导向,培育一流跨国矿业公司。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实现的,保障国家金属矿产资源安全必须要有实力超群的矿业公司打入第一梯队、成为“世界一流”。积极参与矿业资本运营和矿权市场经营,建立稳定多元的供给基地。同时,充分发挥需求大户的谈判优势,签订长期购买协议,提高对产品定价的影响力。而跨国经营遵照的是国际商业规则,强调市场化导向,放宽政策约束,简化境外投资审批流程,提高企业全球投资运作效率。鼓励大型国有矿业公司深化改革,建立行业投资运营平台进行重组并购、强强联合,建立长效化的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增强内在发展动力。
担当社会责任,实现以人为本的持续发展。获取资源不意味着掠夺,开发资源不意味着破坏,满足资源保障需求不能以损害资源地发展为代价。海外投资中,中国五矿始终把利益相关者放在第一位,每年都拨出专门的预算用于环保与援建,不断赢得当地认可与支持,为资源项目顺利实施创造了良好条件。只有秉承持续发展的理念,主动履行全球化的社会责任,才能实现多方互利共赢。进行保护性开发,促成自然环境优化和经济增长的平衡,实现资源保障的可持续性。
(作者系中国五矿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