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伴随着外汇占款增量趋势性下降及中国经济“新常态”，其作为货币创造主渠道的情况也会发生改变，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开始变得更加多元化，央行不断创新货币政策工具，重新定义货币政策新框架。

　　近日，有消息称央行通知五大行，将在近期分别向每家做1000亿的SLF(常备借贷便利)，期限为3个月，性质类同基础货币的投放，近似降准0.5个百分点。所谓常备借贷便利就是商业银行或金融机构根据自身的流动性需求，通过资产抵押的方式向中央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一种更加直接的融资方式。由于常备借贷便利提供的是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一对一”的模式，因此，这种货币操作方式更像是定制化融资和结构化融资。

　　事实上，“常备借贷便利”并非中国首创，世界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在使用这种货币操作模式，比如美联储的定期拍卖便利、日本银行的补充贷款便利等。其中美联储的定期拍卖便利等货币创新工具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发挥了积极作用，帮助美国成功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沼。

　　央行采用了SLF操作，而非全面降准或降息等货币工具，表明央行仍然在避免采用“强刺激”或出台全面宽松政策，而是采取“总量稳定，存量优化”的货币调控模式。事实上，就货币存量而言，中国信贷规模当前居全球第一，中国广义货币(M2)约为美国的1.5倍，是世界第一货币发行大国;M2与GDP之比达到2，远超过日本的1和美国的0.7。但问题在于，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所占比重偏高，达到55%以上，银行的闲置资金并不充裕，商业银行或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着“短存长贷”现象，资产负债期限的错配直接引发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因此需要短期货币工具来调整流动性。

　　其与直接降准或降息这样的总量工具相比，时间期限为3个月(期限为短期)，天然内嵌了货币投放回拨机制。3个月以后是否继续投放，主动权在货币当局，这大大增加了货币政策的主动性、灵活性和前瞻性。此外，如果说目前结构性货币政策是新常态经济下的一种应对，货币政策市场化框架的确定与转型尚不成熟;那么，可以确定的显性趋势则是，过去依靠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的方式正在发生改变。

　　央行最新数据显示，中国8月末金融机构外汇占款环比减少311亿元。外汇占款自5月开始出现下降趋势，6月环比出现负增长，7月金融机构外汇占款出现短暂回升，但8月再次出现负增长。越来越多的信号表明，随着美国QE政策调整引发的全球货币金融周期的拐点到来，人民币资产和货币扩张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趋势性改变，利用中美利差、人民币即期远期汇率测算的无风险套利空间显著收窄，未来外汇占款可能会持续下降，这将大大改变一直以来以外汇占款为主渠道的货币创造机制，意味着中国主要依靠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的经济周期已经结束，中国需要创新政策工具来调节“水位”的下降。因此，央行5000亿元SLF首先目的是对冲外汇占款的资金缺口。

　　第二个目的，央行通过释放短期流动性能够平稳短期市场融资利率，进而激活金融机构配置信贷等长久期资产的动力，意图降低实体融资成本。不过，是否能够有效降低实体融资成本还需进一步观察。因为，融资成本的降低，也要综合考察资金需求端和供给端，考虑到实体融资需求偏弱，货币供给属内生性收缩，且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短期虽然可能平抑市场资金利率，但长期利率取决于信用的风险溢价水平，特别是受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状况影响，5000亿流动性能不能完全流入实体经济，特别是真正流向小微企业、三农等末梢循环。

　　2014年又是融资大年，前期债务到期压力非常大，并且集中到期使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加大，高利率环境下的“去杠杆”也会加大实体经济存量的债务压力。再加上，中国长期利率受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风向标影响。近期，全球受美联储政策调整信号影响，实际利率大幅走高。以10年期美债为例，从月初的2.35%回弹到近日的2.6%，降低实体融资利率绝非易事。

　　近一年来，央行会陆续出台新的融资工具，并撬动资金存量，同时为短期和中期利率形成“利率锚”。前一时期，央行推出PSL，就是作为基础货币投放的重要渠道，同时弥补了再贷款信用风险高的问题;另一方面，PSL利率可以作为政策利率基准，通过调整PSL利率引导市场利率，并使得货币政策由数量锚向利率锚的转型过程中。由于PSL的抵押品以贷款为主，因此，会鼓励银行投放表内贷款，结果就是既补充基础货币，也能够鼓励银行资产扩张，起到边际货币创造的作用。此外，央行可以通过调整商业银行及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和超储率影响利率和流动性，或者效仿发达国家的非常规做法，调整债券市场结构，如重启国债市场来平抑存量流动性，使得基础货币投放渠道更加多元化、多样化。因此，可以预期，央行将更频繁使用结构性货币工具，货币主动性将大大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