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国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6.78%。在外经贸第一大省广东，制造业实际吸收外资下降2.05%。广东商务厅外资管理处有关负责人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广东关闭搬迁的企业主要是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符合产业升级的要求，对进出口影响不大。但要警惕此前美国、香港产业转移的教训，制造业是基础，能够吸引物流、服务业配套，转移过快会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

　　在华“黄金时代”告终?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加上内外资政策并轨、经济增速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波动等内因影响，招商引资工作难度增加，引资增速已放缓至个位数，局部地区和行业出现外资撤离的苗头。

　　今年早些时候，通用汽车把国际运营总部从上海转到新加坡。淡水河谷驻上海办公室的一位前员工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淡水河谷逐渐将业务重心外移，目前亚太总部设在新加坡，上海办公室名义上还是中国区总部，但基本等同于后台部门，只负责跟单，签合同和结算都在欧洲。

　　上海外国投资促进中心专家郝乐认为，部分外企保持公司法人、注册内容等不变，但是将生产、利润等关键部分转移，开始“隐性撤离”。

　　江苏省南京市投资促进委员会外资处副处长胡滨说，今年有部分外资房地产企业出现减资现象，有转股的，有转内资的，有的减资规模超过1亿美元。南京市中心的国际金融中心，原是李嘉诚旗下长实投资，现已转内资。

　　今年前5个月，广东房地产开发企业利用外资8.86亿元，同比减少40.4%。广东省房地产协会会长蔡穗声认为，由于利用外资占比不到1%，外资撤离对广东楼市直接影响不大。但资本是逐利的，背后的信号说明，市场信心不足，经济尚不景气，楼市高位风险凸显，需警惕楼市走低引发的连锁反应。

　　中国美国商会近期公布的《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七年前中国是绝大多数会员企业的首选投资地，但目前已下降到20%。中国欧盟商会发布调查结果，2/3的大企业表示在华经营越来越困难，一半受访企业认为在华“黄金时代”已结束。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王志乐提醒说，日本贸易振兴会一项调查显示，去年日企对华投资同比减少17.7%，而对东盟投资是对华投资的2.6倍。美欧日是中国引用外资来源最大的三个地区，这些调查都表明，外资在华观望甚至失望情绪加大，这是近十多年来罕见的，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和疏导。

　　中国仍是投资战略重地

　　目前，全国范围内并没有出现外资“大规模撤离”现象。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诚指出，中国经济基本面较好，综合配套能力较强，短时期内外资不会规模“退潮”。

　　在众多外企负责人眼里，中国仍是投资战略重地。卡特彼勒(天津)总经理王光胜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天津大型发动机及发电机组”项目总投资3亿美元，2011年奠基，现在资金全部到位。中国页岩气开采处于起步阶段，大型发动机未来市场需求很大。

　　博世(中国)投资总裁陈玉东认为，博世不是把中国当做低成本的制造基地，而是作为全球市场的布局。作为大型技术与服务供应商，博世去年在华销售额412亿元，增长18%。

　　广东商务厅外资管理处有关负责人说，目前广东外商投资比较稳定，没有大规模撤离的迹象。2013年，广东合同外资金额363.13亿美元，同比增长3.77%，实际吸收外资249.52亿美元，增长5.96%，分别占全国的15.72%、21.22%。2014年1至7月，全省实际吸收外资金额160.2亿美元，同比增长8.25%，新批设立外商直接投资项目3265个，同比增长13.17%。

　　在外资聚集的福建，也未出现外资大规模撤离的现象。福建省商务厅数据显示，1至8月，福建新批外商投资项目690项，同比增长26.6%;实际到资50.6亿美元，同比增5.9%。其他多个省区市外资主管部门反映，引用外资均为正增长。

　　从全国来看，引进外资仍保持增长态势。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外商投资新设立企业10973家，增长3.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33.3亿美元，增长2.2%。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华投资总体保持增长态势，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港、台、新、韩、日、美、德、英、法、荷)合计投入595.3亿美元，占全国的94%，增长3.9%。

　　跨国公司调整在华布局

　　有人走，就有人来。实际上，在利益共存大趋势加深的情况下，很多外资企业不再将中国仅视为重要生产加工基地，而是着重扩大中国内需市场，在中国的收入占其全球份额越来越高。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走访国内多家外资企业发现，以“全球公司”为代表的外资，正从三个方面加强在华布局。

　　一是加大核心技术与先进产品引进中国。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原先国外只允许“N-1代”即较最先进产品落后一代的生产技术拿到中国投资建厂，但这两年韩国三星在西安投资建厂拿来了最先进的技术，这成为一大突破。

　　宝马集团董事艾希纳表示，宝马先进的三缸和四缸汽油发动机将于2016年在中国投产，这在宝马进军中国市场前期难以想象。

　　赛诺菲(北京)制药有限公司工厂总监何国玲也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作为一家全球大型制药企业，赛诺菲前两年在中国生产只是进口“药芯”在华组装，但这两年已经建设了“造芯”生产线，将其最先进的技术拿到了中国，该技术原来只在欧洲布局。

　　二是推进研发本土化。美国3D打印公司Stratasys大中华区总经理汪祥艮对记者说，3D打印技术是全球目前发展迅猛的先进技术，公司在中国这两年扩大了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技术人员全部都是中国人。

　　宝马集团表示，随着对中国投入的不断加码，位于中国的研发工作已成为宝马集团全球研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宝马集团在北京和上海布局研发基地，新近在沈阳也建起了研发机构，其中中方研发人员有500多人，占据多数。

　　三是为中国市场量身打造产品。从制造业到服务业，近年来“全球公司”都努力为中国市场深化服务。德国车企大众、宝马、奔驰等汽车巨头，均为中国消费者制造长轴距轿车，一些车型几乎只在中国生产。微软公司副总裁陈实对记者说，微软在全球范围内少有地延长了对windowsXP系统的无偿支持服务，包括补丁服务。

　　且战且退一家耐克代工企业的纠结

　　三丰鞋业是一家台资耐克代工企业，在大陆投资已有二十多年。受劳动力成本上升、税收政策调整等影响，近十余年公司产能在东部沿海战略转移，并逐步向东南亚国家倾斜。考虑到市场布局、产业成熟度、企业形象等因素，三丰鞋业表示不敢彻底离开中国大陆，但坚守于此，内心也充满了纠结。

　　战略转移

　　三丰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楼苹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公司1988年就到大陆投资，一直专注于制造业，主要为耐克代工制造运动鞋。

　　“目前企业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劳动成本高，人工成本从2002年开始增长，到2009年大幅调整，从那以后每年以12%左右的速度上涨。”楼苹说。

　　用工紧张俨然已成为三丰鞋业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即使薪资上涨，也招不满、留不住工人。以前新工人招进来，培训一两个月就可稳定上岗。现在新工人半年内的流失率达到60%，能够留存一年以上的还不到30%。

　　伴随着东部沿海劳动力成本上涨，公司产能在沿海一线逐步转移。从昆山到福州，再到莆田，目前三丰鞋业在中国区先后建起了三家工厂。

　　楼苹说，由于长三角的薪资太高，现在昆山厂只做一种高附加值的气垫配件，基本靠机械自动化完成，人工依赖小。福州厂这两年规模也在缩减，只有莆田厂目前发展不错，1.3万名员工队伍还比较稳定，也是因为那边用工成本还没涨起来。

　　受劳动力、原材料成本因素影响，2000年三丰鞋业的新增投资开始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倾斜，近年来在大陆扩张的速度已比不上越南，企业利润也不如越南。

　　“坚守”代价

　　楼苹认为，就加工制造业而言，未来中国大陆将不再是外商投资的重点，但现有加工制造业还不可能完全退出大陆市场，包括像耐克这样的采购商，每年还会保证一定量的中国订单。这与外商的全球布局有关，出于分散风险的需要，他们必须要保证在中国的一定订单量。与越南、泰国等突然爆发政治事件的地区相比，中国政局稳定、投资环境成熟，政府效率、廉洁程度更好。对于国际采购商，这些因素非常具有说服力。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如果外商完全退出，将对其自身造成很大负面影响，甚至损害到商业信誉。“试想一个大品牌如果完全撤出中国，外界肯定会猜测企业出了什么问题。”楼苹说。

　　此外，虽然劳动力成本上升，但大陆还有其他优势，比如产业链完整、劳动力素质和熟练程度更好，关联行业发展机会多。一些台商在大陆已实现多元化经营，除了制鞋业还涉足其他产业，不可能再把整个产业重心转移到东南亚。

　　以三丰鞋业为例，目前依然坚持在中国大陆的存量规模，产能基本保持稳定，但“坚守”也让企业付出了代价。楼苹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受各种成本上升因素的影响，近几年公司盈利能力几乎没有增长，利润率仅能维持在较低水平。

　　楼苹强调，须谨防制造业的“空心化”，大陆还没有发展到不需要二产的程度，没有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基础，服务业也就失去了依托。虽然沿海用工矛盾突出，但中西部还有上亿农民工需要解决就业，加工制造业仍是提供就业岗位的最大出口。

　　楼苹认为，产业本身没有高低之分，传统产业之中也可以有高新技术、高端设备和科学化管理手段。“对于加工贸易和传统制造业，政府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监督企业合法合规、履行社会责任”。

　　期盼公平

　　“我们进入大陆二十多年，早已成为中国经济的组成部分，已经不存在内外资的差别了。”楼苹建议，客观看待大陆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正视代工企业存在的必要性，给予企业应有的公平待遇。

　　一是尽快完善和改进社保等关键制度，缓解企业用工成本压力。

　　楼苹说，现在企业给农民工缴纳的社保，占到用工成本的40%，但这部分社保福利农民工并未完全享受到。她建议企业在当地给员工交的社保，能尽快与他们在家乡的新农合、新农保账户对接，在此基础上适当降低企业缴纳比例，既减轻企业负担，也让每一笔费用都落在员工的社保账户里。

　　二是在产业政策上，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不搞差别待遇。

　　“与政策优惠相比，我们更加在意政策的稳定性。”楼苹认为，大陆的整体投资环境、硬件设施很好，软环境包括政府效率、公务员素质、执行力都不错，但宏观大环境不利于代工企业发展，这里面有经济发展的客观因素，还有地方政府的主观原因。“近年来可以明显感觉到，地方政府相对更愿意扶持本土企业，发展本土品牌”。

　　三是制定加工贸易企业梯度转移的专业规划，为企业腾挪、转移预留时间与空间。

　　楼苹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曾经有个竞争对手把工厂搬到中部某省，以较低的价格抢订单。没想到第二年当地就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用工成本上涨，加上内地运输成本、工人不熟练等因素，经营情况立刻就不行了，最后只能关厂。每个工人要赔上一年的工资，企业钱没赚到还亏掉一个亿。

　　楼苹说，现在无论东中西部，都对高新技术、高端服务业趋之若鹜，有些地区实际上是与当地产业基础和劳动力素质脱节的。希望政府充分理解现阶段加工制造类企业的存在必要性，牵头制定一个专业性的产业转移规划，在扶持企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为企业梯度转移指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