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0年致力于新兴市场研究以来，已经五年。在这五年时间里，我走访和调研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些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城市和农村，与这些国家的现任或前任主要领导人、政府部门官员、企业家、专家学者进行了许多很有意义的研讨，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些国家都在发生快速而巨大的变化，经济持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民生逐步改善，因此我对这些国家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与希望。

　　基于这样的感受，2014年有两个重要数据引起了我的高度关注。

　　一是2014年10月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一份报告认为，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2014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IMF的报告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经济规模达17.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7.4万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一。

　　二是IMF的研究报告同时提到，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七个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也有人称之为“新G7”)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和为37.8万亿美元，超过了由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所组成的七国集团(G7)GDP的总和，即34.5万亿美元。

　　尽管对以PPP衡量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实力，相比较更通用的以市场汇率去比较各国的GDP而言，仍然还存有争议，但是这种计算方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是根据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计算出的货币之间的等值系数，以对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合理比较，可以更方便地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实际生活水平。如果不考虑短期内影响汇率波动的各种因素的话，从长期来看，汇率的走势与购买力平价的趋势基本趋同。《经济学人》杂志从1986年9月起推出的巨无霸指数(注：Big Mac Index，这个指数将麦当劳在各国分店中卖的巨无霸汉堡包的价格进行比较，用以测量两种货币的汇率理论上是否合理，是一个非正式的经济指数)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认同，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虽然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方法仍存争议，但对于中国及新G7整体经济实力的快速跃升，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学界对此亦有共识。上述IMF报告中提到的两个数据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10年前，中国与日本的经济体量完全是不可相比的，甚至可以说是不敢比。2000年，中国GDP为1.2万亿美元，日本为4.73万亿美元，中国仅为日本的四分之一强。然而不过10年的时间，2010年，中国首次以5.93万亿美元超过日本的5.5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中国GDP已达到10.4万亿美元，超过日本的5万亿美元左右的一倍多。因此，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结果尽管存有争议，但其所反映的趋势几无争议。正因如此，曾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和美国财政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enry Summers)前不久公开表示，美国统治世界142年的历史已经过去，从2015年开始世界将进入“中国世纪”。认同这一观点的经济学家应不在少数。

　　尽管如此，我们自己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距离真正意义上地超越美国，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首先，尽管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总量超过美国，但以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GDP总量目前只相当于美国的大约60%，如果按照人均计算的话，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目前的人均GDP不到美国的15%。

　　其次，经济实力不等同于综合实力，综合实力的提升需要政治实力、军事实力、文化实力的配合。中国整体的经济实力上升比较快，这是硬实力，但软实力还远远不够。

　　第三，以美国为例。19世纪末美国GDP已经超过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但真正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头号强国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事。以此来推算，美国即便在失去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之后，其影响力亦可能“惯性”地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事实上，目前国际事务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仍然在美国，这种局面还将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

　　再工业化增强了美国目前的竞争力，长期看或难持续

　　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已摆脱了金融危机阴霾，复苏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我认为从目前往前看，5~8年时间内，美国经济都有可能保持不错的经济增长势头，原因是奥巴马的短期经济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构成了这次复苏的基础。但这种改变的效用是短期的，对长期未必有效。

　　奥巴马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启动了美国历史上第四次经济大转型。过去美国经济曾经有过三次大转型，分别是开始于19世纪中后期而完成于20世纪初期的从农业国转型成为工业国并初步完成了其城市化过程的大转型、1929~1933年大萧条期间及其以后由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进入到适度政府干预的体制与制度转型，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工业社会转型为服务社会或称为后工业化社会(即制造业和工业不再是经济主体，而是进入服务经济时代)的大转型。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奥巴马总统从2009年开始实施第四次经济大转型——鼓励储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重振制造业，实现再工业化，同时大力促进出口。

　　从当前的情况看，政策效果不错，制造业开始复苏，经济增长加速，就业机会增加，失业率不断降低，通货膨胀率也很低。也就是说，奥巴马的再工业化通过重返制造业重新加强了美国经济的竞争力，短期获得了良好的效果，但长期看我认为不可持续。因为美国重返制造业、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是美国目前的比较优势并不在制造业，而且根据经济发展的阶段论特征，美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应该不是大力发展制造业的阶段。现在奥巴马是通过政策优惠，吸引在外投资的美国企业回归美国本土，但长期来看，资本家追逐的是盈利，短期内政策优惠红利对其构成吸引力，但长期未必有效，美国本土很难持续满足这种资本的要求。

　　当前，全球中端制造业的优势主要在中国，低端制造业的优势已经逐步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一些国家了。美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高端发展阶段，虽然“再工业化”顶着“目标为高端制造业”的光环，但主要是为了解经济衰退燃眉之急，事实上是通过政策优惠吸引不少中低端产业也回归了美国，这是有违比较优势战略的，也不符合其所处的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因此，对奥巴马的再工业化策略的长期效果，我保留怀疑的态度。

　　美国经济短期内复苏得这么好，还有一个很直接的重要原因，那就是由于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大幅降低了其能源成本，扩展了制造业的盈利空间，加上美国的创新能力仍领先于其他国家，因此美国经济复苏的势头还将持续，譬如说在5~8年左右，美国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是可能仍然保持的。

　　欧洲的复兴主要取决于其一体化前景

　　在当前美国经济步入复苏之际，欧洲仍是一篇哀鸿，希腊可能退出欧元区的风声则一起再起。然而，从中期来看，也就是在未来10~20年的时间，我认为欧洲很有可能重新成为世界经济的亮点。欧洲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有完备的法律体系， 科技创新能力也很强，目前的问题主出在区域治理体制与制度方面：欧洲之内有个欧盟，欧盟内有个欧元区，许多参差不齐的国家整合在一起，国与国之间文化差异较大、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教育程度不一，但欧元区的国家使用同一种货币，但却又执行着独立的财政政策……以上种种，就导致了目前的混乱。

　　尽管频发的欧债危机导致“欧盟解体”的忧虑不断，但我认为欧盟不会解体，反而会加强。反观历史，欧洲国家就是在一次次的危机中走到一起并不断增强联系的，可以说是危机造就了欧盟。二次世界大战后，从煤钢联盟到关税联盟、防务联盟再到货币联盟，继而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银行监管联盟，目前又在讨论和考虑实施财政联盟的问题，欧洲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向一体化的。现在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和管理委员会“三驾马车”的架构已经形成，欧洲倒退回分散状态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整个欧盟联合起来，才有可能继续在国际上拥有一席之地。最近几年，我也多次与一些欧洲国家及欧盟的前政要讨论欧盟的前景问题，他们都不认可后退的思路，而是努力推进欧盟一体化继续向前发展。他们认为，倘若倒退回单个国家，其中任何一个国家连日本的项背都难望，更别论与中国和美国平等讨论国际事务了。因此，他们坚定地认为，欧洲的出路在于进一步的联合，而不是分散。欧洲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如果未来经过15~20的努力，促使突变发生，能够将欧盟整合成为一个更具单一实体意义的统一体(其最高形式当然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共和国)的话，我认为其前景应该是不错的。

　　目前有几个重要问题解决起来难度比较大。

　　首先是欧盟扩容问题。随着欧盟不断扩大范围，越来越多的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从而使目前已经存在的成员国与成员国之间的差距更大，这样就需要通过欧盟统一的补贴政策将差距补齐。比如说，东欧国家多以农业经营为其主要经济基础，加入欧盟后，由于共同的农业政策，欧盟财政预算的相当大一部分都有用于这些国家的农业补贴上面，加上用于平衡区域差距的预算，负担是不断增加的。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目前没有找到好的办法。

　　其次，现在欧盟的体制症结在于财政体制没有统一。财政代表了一个国家政府的主权，统一起来难度很大。在选举政治下，政客为了讨好选民，一味地给予承诺，提高社会福利，像希腊等国以前的政府首脑那样攒劲花钱，最后却要由欧洲央行买单。所以，要解决欧盟成员国内部的财政问题，首先需要形成财政联盟，而后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欧洲政府。现在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和管理委员会“三驾马车”已经齐备，就差走出财政联盟这关键的一步了。

　　最后是领导权问题。统一的“欧洲共和国”的形成，需要有强有力的领导国和领导人来推进。众所周知，欧洲的经济“领头羊”是德国，加上德国人勤劳朴实，领导人低调务实，制度更加完善。在稳定欧元和救助欧元区债务危机的过程中，德国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对于由德国“牵头”来进一步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欧洲其他国家又是很难以接受的，因此领导问题比较难以解决。

　　为什么未来世界属于新兴市场?

　　尽管从短期、中期来看，老牌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欧洲都不乏亮点，但未来的世界将属于新兴市场，对此我毫不怀疑。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几年，新兴市场研究院参与了其合作伙伴美国新兴市场论坛所主持的一系列研讨活动，主要着眼于研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这些研讨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这样的：至2050年，亚洲GDP总量将占世界GDP总量的50%左右(《2050年的亚洲》，人民出版社)，非洲占近10%的比重( Theodore Ahlers， Hiroshi Kato， Harinder S. Kohli， Callinsto Madavo， Anil Sood (editors)， Africa 205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拉丁美洲有望达到15%(《2040年的拉丁美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这也意味着到2050年，亚非拉占世界GDP总量的比例将达到70%或以上。而发达经济体的比重则下降到只有30%左右，与现在的情况几乎是倒了个儿。

　　同时，世界金融格局也在发生变化。中国一直致力于融入世界主流金融体系，但主流金融体系不愿意接纳中国。2010年12月15日，IMF最高决策机构理事会批准了关于IMF治理和份额改革的方案，按照这份改革方案，中国的份额将从3.996%大幅上升至6.390%，投票权将从3.806%升至6.068%，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跃升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IMF第三大份额国。改革方案涉及修正IMF协定，需要占总投票权85%的五分之三的成员国同意。但作为IMF最大股东、投票权占17%的美国迟迟未能批准，导致这项改革至今仍然搁浅。无奈之下，中国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分别成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还有2010年就开始做准备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也在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且这一体系在世界上的权重，将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体量的提升而加重。

　　为什么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总体上来说将会产生有利于新兴市场发展的趋势呢?

　　首先，发展中国家具有天然的比较优势、后发优势。以非洲为例，其在要素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就非常明显。再过30年，非洲将是全世界最年轻的洲。现在非洲人口是11亿，再过30年是21亿，70%都是年轻人，世界上没有其他一个区域有这么多具有活力的劳动力人口。同时，非洲地域广、面积大，总面积3000万平方公里，相当中国+美国+欧洲+印度这四大经济体的国土面积总和。再则，非洲基础差，基数低，这也意味着增长空间大。相较于老化的欧美发达经济体，非洲更像光脚的、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其投资回报必然高于日渐衰老的老年人。只要有投资机会，外资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进去，这样的势头在非洲已经体现得非常明显了，欧洲资本、中国资本、美国资本，一轮一轮、前仆后继地到非洲去，到最穷的地方去。最后一点，非洲的精英阶层基本素质良好，在我走访过的许多国家，部长及以上领导人基本都是欧美留学归国的“海归”，其中很多都有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任职的经历。

　　第二个原因，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本、技术、产业、公司等，从而促使发展中国家经济与发达经济的一体化，进而一些过去为发达国家特有的经济现象如工业化、城镇化等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加上发展中国家可以在这些方面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加上科技的快速发展，使得发展中国家在许多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在短时期内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超越成为可能。

　　第三个原因，后发国家中有一批新兴市场国家群体崛起，比如说中国、印度的崛起，将带动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十几年前，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很难认同中国的发展方式，因为前者被欧洲殖民五六百年之久，后者有“美国的后院”之称，受欧美的影响很深。但经过十几年的观察与合作，很多非洲和拉美政治家告诉我，他们现在开始真正地接受中国的发展模式了，因此一些由来自中国的、以企业名义主办的经济开发区目前在非洲蓬勃发展。不久前我访问智利和阿根廷，发现当地许多政治家和企业家都很关心这样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还将维持多久;二是中国从何时开始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从外需驱动经济增长转型到内需驱动增长。他们之所以特别关心这两个问题，是因为他们担心中国经济下滑，或是过快转型到内需驱动增长的模式，对他们国家的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会减弱。

　　鉴于此，我最近提出了一个基本观点，即现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可以没有美国，但不能没有中国，因为非洲和拉美与欧美发达经济的差距较大，很难在同一层面上交流与对话;但这些地区与中国的差异较小，互补性很强，加上做事的方式、方法以及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也很相似， 因此中国对他们的影响会更大。比如，非洲和拉美的基础设施薄弱，中国对这些地区的输出就以工程和劳务为主，这是美欧都无法做到的。如中国与非洲的战略合作以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召开为标志，不过开展了十几年时间，已经在非洲市场上把美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拉美也将是如此，2000~2013年，美国占拉美出口市场的比重从57.8%降至39.6%，同期中国占拉美出口市场比重从1%升至9.7%;美国占拉美进口市场的比重从48.7%降至30.7%，而中国占比则从2%升至15.1%，根据拉美经济委员会预测，到2020年，拉美向美国、欧盟和中国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将分别为28.4%、13.6%和19.3%，彼消此长，中国对拉美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所以非洲和拉美现在离不开中国，并且完全认同中国的发展模式，这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中国与新兴市场合作互补、互惠、互利

　　1978年，中国GDP在世界排名第15，改革开放高速发展30多年后，中国已是“坐二望一”。这样的经济奇迹令很多发展中国家羡羡，因为中国与他们的发展阶段相同、所要做的事情也近似，这样的发展经验也正好可以为他们所借鉴。而中国也有这样的社会责任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这些经验。

　　目前包括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在内，我国已有九所大学展开了对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学生进行研究生培养，学员都是来自亚非拉各个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如现任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沃图(Mulatu Teshome)是北京大学培养出来的博士，哈萨克斯坦总理卡里姆·马西莫夫(Karim Masimov)曾就读于武汉大学法学院。他们将在中国学到的知识和经验带回到本国，成为双方交流、分享与融合的桥梁。

　　非洲和拉美发展缓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受欧美意识形态影响太深，这有历史殖民的原因，也与他们中间部分政治家大多接受西方高等教育有关，因此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一上来就是“民主自由”，没吃没穿却忙于每天开会搞选举。我在与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交流时谈到：中国的改革为什么成功?很简单，就是务实。没有吃的就先把田分了，提高土地生产率，填饱肚子再说;没有用的就发展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发展农村工业，等等。社会财富就这样一点点积累起来了。我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不少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认同。

　　制约非洲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是非洲一体化程度很低，拉美也存在相同的问题。根据非盟2014年11月发布的2013年《非洲一体化状态报告》，非洲货物和服务内部贸易量仅占非洲贸易总量的12%，远低于欧盟60%、北美40%和东盟30%的水平。而制约其内部贸易发展的重要一环是基础设施基础薄弱。比如在非洲很多国家的首都之间是不通航的，要从A国首都到B国首都，往往需要先从A国飞到巴黎，然后从巴黎飞往B国。这就给中国高铁投资提供了广阔的投资空间。因此，中国高铁“走出去”不单是我国技术输出的需要，也是幅员广阔、地势平坦的非洲以及拉美部分国家的现实需要。

　　2015年1月8日，中国-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开幕，这标志着中拉整体合作机制的启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此前习近平主席2014年访问拉美时，提出了构建中拉“1+3+6”合作新框架倡议。根据新框架，我认为中拉经济合作应该至少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性：一是合作目标的一致性，即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二是合作对象的整体性，中国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拉共体的33个国家进行经济合作;三是合作内容的全面性，包括了三大作为经济发展动力的部门和六大经济行业，共涉及到九个主要的经济部门与行业，覆盖面广;四是合作措施的务实性，提出了许多具体的目标和具体措施，譬如说力争10年内中拉贸易规模达到5000亿美元，10年内中国对拉美投资存量达到2500亿美元，中方将中拉基础设施专项贷款额度从100亿美元增至200亿美元，中方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提供100亿美元的优惠性质贷款，全面启动中拉合作基金并承诺出资50亿美元等，都很具体，不是喊空话、大话;五是合作目的在于互利共赢，而不是仅仅为了单方面的利益;六是互补合作的深化性，指在以前基于原材料贸易基础上的制造、服务等产业合作。总言之，要实现从旧框架向新框架的转换，关键点在于要树立通过中拉双方的共同努力而“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思想。

　　目前双方在贸易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近年来的GDP年均增长率不断下滑，从2010年超过10%到2014年只有7%多，对拉美资源型产品出口到中国的需求有所减缓，造成价格下滑，对拉美资源型产品对中国出口形成了不利影响;二是从拉美方面来看，如果一味追求初级产品出口到中国的快速增长，不利于拉美国家长期的技术进步，不利于该地区的工业化发展;三是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没有减少，近年来还有所增强。1995~2012年间，中国在WTO框架下遭受反倾销措施的数量为664项，其中168项来自拉美，占比25%。

　　基于目前双方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的改革也需要从双方同时进行。一是双方都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以促进贸易结构的优化： 中国从投资拉动型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变，私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凸显;拉美地区则需要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更加注重产业政策和吸引外资的作用。二是中国通过投资积极参与到拉美国家的再工业化进程中，既能够避免贸易摩擦的麻烦，又能对贸易产生溢出效应。三是充分发掘中拉双方服务贸易的潜力。四是通过促进亚太区域一体化发展，从而使拉美国家更多更深入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来。

　　中拉合作论坛为双方解决矛盾和取得共识，建立了一个长效机制的对话平台。它能让中国认识到，要拓展投资贸易视野，不要一味地强调引进资源，制造后再出口，消化过剩产能，也可以更多地在原材料出产地建厂、生产、消化，一方面有利于中国的形象和声誉，也有利于提高对方的工业化;同时也能让拉美国家认识到，靠出口原材料是无法实现自身的工业化的，要让来自中国的资本变成本国的战略性投资，也需要在环保、劳工等政策上给与一定的配合。这样才能实现双方的互惠互利。

　　以他国之史为中国未来之鉴

　　当前，中国已经从一个曾经的资本匮乏国家，变成了资本净输出国家，2014年中国的非金融类对外投资额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居全球第三。受益于国家体量大、人口多、回旋余地大，中国有条件在全球市场一方面与“精英俱乐部”国家在高端方面交流合作，一方面在中低端市场与新兴国家携手共进，全面发展，两端受益。

　　在新兴市场投资，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政策性风险较大，有些国家政权更替频繁，外资只能避而远之。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则得益于政治上的高度稳定，“维稳”客观上就是维护好一个基本秩序，保障经济的稳定运行。

　　不久前我访问了阿根廷，身临其境，感触颇深。100年前的阿根廷在“全球富豪榜”上排在最富的前十，超过美国、瑞士，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但今天的阿根廷却不幸沦落在“国家破产”的边缘。而这样的悲剧命运在拉美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并不鲜见。从实施进口替代战略而大搞本土工业化到引进“华盛顿共识”而大搞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推进全面开放，外资大量进入攫取廉价资源，同时在低利率资金的诱惑下，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秘鲁等拉美国家借入了大量以硬通货计价的债务，至20世纪80年代陷入全面债务危机后，一蹶不振。长期以来，阿根廷政府在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之间作出政策选择时缺乏平衡甚至走极端，导致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缺乏稳定性和长期性。几番折腾，满盘皆输。阿根廷就是这样一个经过100年努力“成功”地实现了从一个富余国家到一个贫困国家转型的典型案例。她的百年发展史对我国未来的发展极富警示作用，要时刻牢记。

　　与资源丰饶的拉美国家相比，我国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要严峻得多，能源、资源紧缺，环境问题突出，人口红利消逝，即将进入“老年社会”，等等。在过去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之所以没有遭遇到拉美式的危机，多拜选择了谨慎市场化所赐。诚然，中国未来的出路必然在于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开放，但仍然需要坚持渐进式路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宜过速，金融市场开放亦需缓行稳进。因为当今世界的经济规则仍然是由“发达国家俱乐部”制订的，他们在这个游戏规则内经验丰富、游刃有余，中国作为新丁，还需要一个充分的练兵过程。在这一点上，拉美给了我们足以警觉的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