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初一个雾气弥漫的早晨，数十辆载着中国民营钢铁业精英的奥迪车停靠在山东肥城市宝盛大酒店门前。沙钢集团董事局主席沈文龙、德龙集团董事长丁立国等鱼贯而出。他们在工作人员和记者们的簇拥下，来到二楼“全联冶金商会二届二次会员大会和2015年第一次理事会”会场。
通常，这种公式化的会议意味着冗长枯燥的演讲，再加上一番“义不容辞”的美誉。如果这就是今天来宾们预料的内容，那他们一定会大感意外。
“2015年，一些钢铁企业要想好怎么去‘死’。”在主席台中间位置就坐的原国家冶金局局长、全国工商联冶金商会原名誉会长赵喜子神情严肃地说道。
此时，斜对角第一排的山西闻喜县县委书记张汪尤抬起头，不安地望了一眼赵喜子。他心里清楚，“死”的对象就包括闻喜县辖内的山西海鑫钢铁公司。
2014年11月，这家山西省最大民营钢铁企业在开开停停挣扎了4年后，最终启动了破产程序。海鑫钢铁直接和间接支撑着闻喜县约1/4人口的生计，纳税额占全县的60%。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钢铁行业自2008年进入低迷期，尽管2014年粗钢产量以8.23亿吨刷新历史记录，但粗钢表观消费量为7.4亿吨，30年来首次出现下降;钢材价格跌至2003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
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副司长苗长兴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2012～2014年，钢铁行业基本处于亏损状态，最低时钢铁主业不到1%的利润率。今年一季度，国内大中型钢企亏损面近50%，钢铁业已成中国“最不赚钱”的行业之一。
举债度日成为大量钢企普遍做法。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员企业2014年负债总额3.2万多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8.3%，部分企业负债率已高达80%;其中，银行借款额1.3万亿元，另有近1.9万亿元的高息短期贷款。今年一季度，钢铁业遭银行抽贷约650亿元。许多业内人士认为，钢铁财务危机随时可能大面积爆发。
2014年，除海鑫钢铁外，四川省大型钢企川威集团、黑龙江最大钢企西林钢铁集团等，相继传出面临破产重组窘境的消息。今年3月下旬，攀钢集团成都钢钒有限公司变相裁员1.6万人。
按照工信部正拟出台的《钢铁工业转型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7)》等政策，在此前4年压缩9000万吨的基础上，到2017年还要再压缩8000万吨钢铁产能，钢企数量保持在300家左右，产能利用率达到80%以上;到2025年，前10家钢铁集团粗钢产量占全国比例不低于60%，形成3～5家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超大型钢铁企业集团。
重整的过程中还有环保压力。新环保法、钢铁工业污染物排放新标准等正式实施后，钢铁企业要达到国家新的排放标准，吨钢环保投资需要增加13%，运营费用增加200元左右。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新环保法要求过高，或将倒逼一部分钢铁企业“速死”。
“对于拥有300多万人的钢铁行业来说，过去的3年只能算是冬天，今后才是真正的寒冬。”赵喜子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拉不住的缰绳
肥城会议当晚，张汪尤再次做出努力。他找到赵喜子和部分参会企业家，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尽快撮合海鑫钢铁重组事宜。
德龙集团董事长丁立国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除非再打一下折扣，还要拉上银行一起，否则难!”
残酷现实背后是钢铁业积重难返的产能过剩。1996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产钢大国后，一直保持高速发展。2000年～2008年是中国冶金工业史上的黄金8年。
“那时，不管上什么钢铁项目都赚钱，每吨至少有千元左右的利润，真有点数钱数到手发软的感觉。”邯郸钢铁集团副总经理魏广民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作为邯钢人，魏广民有值得骄傲的资本。1990年代中期，以“抓效益、降成本”闻名的邯钢，在全国范围内打造了一面金字招牌——“工业学邯钢”。但随后事情的发展却偏离了当初的设想。
在高利润面前，邯钢的“6字真言”被同行们抛在了脑后，钢铁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近乎疯狂的阶段。2003年，钢铁业总投资142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87.2%。其后数年粗钢产量增速维持在20%以上，2007年一度接近30%。大干快上为日后钢铁行业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钢铁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进入门槛不高，但退出很难。于是，决策部门频频出招给虚火上升的钢铁业降温。据不完全统计，从2004年2月至今，国家相关部门已先后出台了20多项淘汰钢铁落后产能的政策。
尤其是2004年江苏铁本事件，更显现出决策部门的焦虑和决心。时任中钢协常务副会长罗冰生曾表示，制止钢铁行业违法违规、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大产能的问题，不只是钢铁行业自身问题，它涉及我国经济发展保持合理投资结构等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但其后钢铁业的热情不减，大量企业仍以各种名义未批先建。甚至有业内人士形容，每次对钢铁行业的调控后，都会迎来钢铁行业的新一轮“狂欢”。
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钢铁企业被迫大幅度减产。2009年，全球钢产量锐减21.5%。但紧接着在“4万亿”大规模刺激政策下，钢铁业再度掀起投资高潮。到2014年，我国粗钢产量8.23亿吨，约占全球一半。
河南省最大钢企安阳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涛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分析，刺激政策拉动钢铁消费持续时间并非很长，但加上有较大比例的钢铁消费是新建和改建钢厂的内循环消费，随着时间推移，钢铁消费量和产能的关系越来越不成正比，导致钢铁产能过剩。
通常产能利用率在75%以下即可称之为产能过剩，2014年我国钢铁产能利用率只有70.69%。
但需要区别对待的是，我国钢铁产品中的粗钢、铸铁管、不锈型材、螺纹钢、普特钢等产能过剩，附加值较高的镀层板、冷轧薄板带、中厚特带钢、合金板和电工钢板等则需从日本和德国进口。2014年，我国进口钢材1443.21万吨。
河北钢铁集团董事长于勇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进口钢材仅占全国钢产量的一个多百分点，这些钢材中的大部分品种我国企业也能生产，只是缺乏稳定性，竞争力较弱。
市场何以失灵
每次政府出手调控，许多国企的产能产量下降，但全国的总量却在上升。
背后原因在于，近十多年来民营钢铁企业发展迅猛，已从2002年的三分天下，发展至2012年占据半壁江山。
因此，有批评人士将产能过剩的矛头对准了民企，并指责后者靠不开发票，延长工人工作时间等手段在效益上超过了国企。
对此，沙钢集团董事局主席沈文荣在《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规范化经营同样是规模化民企的基本准则，他还反问，“那些严重亏损、资不抵债的国企为什么不倒闭?”
无论国企民企，中国钢铁行业面临一个共同难题——边际生产者退出难。通常情况下，排在钢铁行业“队尾”、处于盈亏平衡线附近的企业，即为边际生产者，充当钢铁供求关系自动调节器的角色。
2003～2007年，中国大中型钢铁企业平均利润最高8.1%，最低6.5%，意味着这一调节器运行比较正常。但2009年后“失灵”，一些企业没有利润也不轻易减产、停产，甚至越亏损越增产，不仅抬高了原料价格，又亏本倾销拉低了钢材价格，使得钢铁行业的平均利润率远低于合理水平。
其中不乏一些地区的骨干企业。比如安阳钢铁，前几年曾大幅亏损。有业内人士表示，如果安钢是民营企业，可能早就关门了。它之所以还在生产，就是为了养活2.5万在岗职工和3.2万“三产”及退休人员，有生产才有现金流，才能发出工资，“这是国企的责任所在”。
规模更大的山东钢铁集团董事长任浩也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我们有近10万员工是吃钢铁饭，钢铁主业如果不能自己造血，企业发展将不可持续。”
“地条钢”屡禁不绝
产能整体过剩已是钢铁业共识，不过，里面别有洞天。
2014年，我国钢材产量(含重复材)达11.3亿吨，粗钢8.2亿吨，钢材比粗钢多出3亿吨。赵喜子表示，如此大的差距，表明除钢材深加工外，“地条钢”产量仍然很大。
“地条钢”一般指假冒伪劣的钢产品。据业内人士介绍，地条钢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河北唐山、辽宁辽阳、江苏徐州、连云港等地，新疆是则“遍地开花”。但由于隐蔽性较强且利益链复杂，地条钢的准确产量至今尚是未知数。
中国废钢铁应用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李树斌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目前我国或存在约8000万吨的地条钢生产能力，如果将这部分产能算进去，我国钢铁产能利用率仅为66.13%，属于严重过剩。
更为关键的是，假冒钢材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2014年，河南省共销售安钢品牌螺纹钢800万吨，但安钢自己生产的螺纹钢只有150万吨。冒充其品牌的地条钢，每吨价格比正品便宜200～300元。
2014年11月，在安钢举报下，河南省工商、质检等部门曾对假冒伪劣钢材进行过整治，但最终仅查封了部分假冒钢材产品。一段时间后，假冒伪劣产品又重回市场。
中钢协副会长迟京东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这种现象主要源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还未营造出一个足够公平的市场环境，执法也不尽公平。比如，被工信部纳入规范条件名单的304家钢铁企业，反复有人检查，但名单之外的200多家企业却鲜有人管理。造成名单之外的企业失控——既有产品质量不达标，也有环保严重不达标。他们同样在市场中销售产品，最终大幅度拉低产品价格，致使整个行业大面积亏损。
据业内人士介绍，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专门组织相关部门和协会研讨如何应对地条钢的问题，但临门一脚时却发现“门”不知在何处。
事实上，如今部分地条钢企业已改头换面，甚至连企业名称都不含钢铁两字。再者，如果废钢原料纯净，有些地条钢企业也能生产出符合标准的钢材。因此，普通的稽查办法很难发现它们的踪影，这也是地条钢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迟京东认为，治理地条钢最重要的还是靠加强政府的执法能力。无论工商、质监还是环保部门都拥有遍布县、乡、镇的执法力量，哪些企业属于地条钢企业，这些地方执法部门最清楚，因此能否打掉地条钢还要看政府部门的决心和执行力。
但现实中，由于工商部门在市场端执法，质监部门监管生产工厂，执法链条往往不畅，应该尽快打通环节，形成联合执法机制。
让地条钢企业无处藏身的一个撒手锏是稽查耗电量。据统计，钢铁工业的耗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1/10。业内人士介绍，只要盯紧企业耗电量，那些地条钢企业肯定无法遁形。
推行营业税改增值税也是治理地条钢的好办法。李树斌表示，如果在钢铁业推行“营改增”，就可倒逼地条钢开发票，避免偷税漏税，从而大幅度压缩地条钢的利润空间，让假冒伪劣失去意义。
他还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可以恢复废钢税收优惠政策，使正规废钢回收企业不再处于劣势地位，对地条钢的生产形成有效打击。
混战抽身难
在拥挤的中低端市场混战，谁都不好受。但抽身出来并不容易。
“不转型等死，转不好找死，钢企就处在这样尴尬的局面中。”河南济源钢铁董事长李玉田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这家有着57年历史的钢企，2001年改制为民企，并从2004年开始了“普转优、优转特”的产品升级过程——从原来仅能生产螺纹钢和线材等建筑用钢，转到优质工业用钢，再转到汽车钢、轴承钢等特种钢材。
济源钢铁想以此规避在普钢领域的激烈竞争，提升在中高端钢材中的市场份额。然而一流的设备可以依靠投资解决，但是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则很难在短期内提升。在产品质量不能达到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必然卖不出好价格。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一流的设备，二流的产品，三流的价格，是大部分钢企面临的难题。
除济源钢铁外，国内许多大型钢企也走上了转型升级的道路，并逐渐形成各自的拳头产品。比如，宝钢在汽车板材方面一支独秀，武钢、首钢在工程机械中厚板材方面占据较大市场份额，马钢、邯钢则以热、冷卷板材为主，攀枝花钢铁侧重于重轨钢材生产。
但大部分钢企产品线都较长，产品种类繁多，同质化竞争在所难免，依然摆脱不了价格战的漩涡。
安钢副总经理王新江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天然气管线用钢属于特殊品种钢，原来国内企业不能生产，因此西气东输一线全部采用进口管线钢。到了西气东输二线建设时，安钢拿到了2万吨的合同，当时吨钢价格8150元，利润1000元/吨左右。但到了西气东输三线建设时，钢企一拥而上，竞相降价，最终的价格降到每吨3700元，很多企业拿到了订单，但谁供货谁亏损。
更典型的案例是不锈钢。我国不锈钢的生产基地早期主要是太原钢铁，效益可观，但随着其他钢企的迅速跟进，到2012年，不锈钢的产能利用率已降至70%，比整个钢铁行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还低。
也有成功的案例。宝钢曾与一家汽车企业合作，发现自己供给的钢材没有日本新日铁的钢材成材率高，经过反复检验也未找出质量问题。后来发现，这家车企使用的模具是新日铁帮助设计的，自然更适合新日铁的钢材。汲取这一教训后，宝钢在与另一车企合作时，便与车企合作设计建造了适合宝钢钢材质量的特定模具，实现了较高的成材率，并为竞争对手设置了门槛。
迟京东表示，钢企转型应是从以规模为主转变为质量和服务导向，确保质量稳定，且服务个性化。
但他同时认为，从目前行业整体来看，转型做优特钢，可能只有个别企业能做到，大部分钢企在技术上、管理上、人才储备等方面暂时还做不到。
连全国最大钢铁集团河北钢铁的董事长于勇都说：“短期内，大型钢铁集团并不能指望少数高端产品来养活。”
新瘦身计划
在行业整体陷入困境、企业纷纷“自救”之时，国家调控之手即将再度祭出重拳。
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副司长骆铁军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工信部拟于今年6月底前正式出台《钢铁工业转型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7)》，目标是在这3年再压缩8000万吨钢铁产能。
此前的2010～2014年，我国共计淘汰炼钢产能9000万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产能过剩矛盾。尤其是2014年淘汰了3100万吨落后产能，提前完成了“十二五”目标任务。
除前述行动计划即将出台外，工信部等方面还在编制钢铁业“十三五”规划，并着手修订10年前由国家发改委发布的《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将制订出更长期的政策目标。
问题在于，在2013年底时，国内400立方米以下高炉的产能比例就已降到4.7%，30吨以下转炉的产能比例仅为0.9%。简单说，能淘汰的基本都已淘汰，剩下的都不好淘汰，尤其牵涉大量职工安置问题。
此外，不少钢企之间形成互相担保的局面，银行方面也多不愿钢企被淘汰，这将进一步加大调控难度。
赵喜子分析，未来可能消减规模在100万吨/年以下产能的企业，预计有7500万吨的产能。再加上如山西海鑫、四川川威等因资金链断裂而陷入倒闭危机的规模较大钢企，预计产能在1500万吨，新任务或可完成。
规模是此前调控的主要标准，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副司长苗长兴对《财经国家周刊》介绍，未来要建立以环保、能耗、质量、安全为主的综合淘汰体系，并对接执行体系，这是调控标准的一个重要转变，有关工作正在开展，可能会形成一个专门文件。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设定具体调控数字的做法意义不大，历年来都有淘汰企业名录，但水分很多，“未来的淘汰应该是市场淘汰。”
即使是认为新瘦身计划有望完成的赵喜子也表示了担忧。在他看来，2017年完成新任务后，钢铁业的前景依然不够乐观。
根据发达国家和产钢大国的发展规律，人均产钢达到600公斤时便进入峰值平台，5到10年后进入严重过剩阶段。我国2013年就达到峰值，赵喜子据此认为，“十三五”期间将是中国钢铁业的真正“寒冬”。
“别觉得钢铁过冬是周期性，咬咬牙就过去了，那就错了!”赵喜子说，即使再难，“转型升级是今后唯一的生存发展之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