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8%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三十余年，彻底结束了短缺经济的时代。但与此同时，中国许多重要行业与企业却面临着日益严峻的产能过剩问题。产能过剩可能引发诸如市场恶性竞争、经济效益难以提高、企业倒闭或开工不足、人员下岗失业以及银行不良资产等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从而有损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随着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逐步增大，中国经济中的产能过剩行业利润水平大幅下降且大量陷入到经营困难当中，产能过剩的痼疾在中国经济中再次暴露出来。

　　钢铁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这一轮的产能过剩中表现的尤为突出。2012至2014年我国粗钢产能仅分别得到72%、74.9%和低于74.8%，由于统计的不完全性，实际水平可能更低。严重的产能过剩导致钢材价格持续下跌，钢铁企业生产经营持续困难，行业整体效益大幅下滑。钢材价格自2011年4季度以来一路下跌，屡创新低。钢铁协会钢材综合价格指数已从2011年4季度末135.93的高点跌至2015年1月末的77.13，跌幅超过40%，吨钢材累计降价已达2100元。钢铁行业盈利水平持续下降，大中型钢铁企业整体上徘徊于盈亏边沿。如何化解钢铁企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已经是摆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最为典型的问题。

　　产能过剩是指生产能力高于需求水平的情形，形成产能过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产能过剩也只有高于一定的水平才会形成危害。在诸多引起产能过剩的因素中，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往往被认为是导致产能过剩最为重要的原因。尤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周期波动中生产能力相对于需求过剩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

　　以本次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为例，目前钢铁产业巨大的产能主要形成于金融危机前的经济繁荣期，经济繁荣期对钢铁需求的迅猛增长导致钢铁企业投资也随之大幅提高。在金融危机后，伴随国际与国内钢铁需求的迅速下降，钢铁企业的产能过剩问题立即暴露出来。此次钢铁企业产能过剩程度如此之深，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逐步由高速增长转变到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速的下滑极大的降低了经济体对钢铁的需求。钢铁企业产能过剩问题的另一个特征就在于持续时间长，这主要源自于钢铁行业的投资不仅规模大而且以沉淀投资为主，沉淀投资往往难以在短时间内被折旧，而且很难折线，这就导致钢铁企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将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短期内难以化解。

　　大规模的产能过剩问题实际并不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问题。西方发达的一些市场经济国家，虽然伴随经济周期也存在产能过剩，但均没有像中国一样形成社会经济问题，伴随经济周期也很快得到化解。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一些非市场化因素可能是导致中国钢铁企业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除了经济周期的因素，引起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往往来源于一些制度的痼疾。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导致的重复建设，这在繁荣时期还显现不出危害，但到了萧条时期便显示出其危害。

　　中国地方政府由于经济增长的绩效考核与税收竞争等原因，地方政府往往倾向于鼓励企业在某些关键领域进行投资，甚至直接通过国有企业推动投资计划。这种行为突出地表现在钢铁行业中，许多的地方政府均把钢铁行业视为支柱性产业，不仅通过产业政策推动钢铁企业发展，而且采取地方保护主义的做法。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助涨了繁荣时期钢铁企业的盲目投资，而这一恶果最终在经济萧条时期暴露出来，而此时已经为时已晚。非市场因素成为了中国式产能过剩背后的黑手，为了在未来在本质上改变这一恶性循环，关键就在于要改变地方政府粗暴干预经济的发展模式，从根本上形成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核心地位。

　　虽然钢铁产业产能过剩已经达到历史高位，钢铁需求持续疲软，但钢铁产量的下降始终慢于需求的下降速度。这种贴本生产现象本身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其一，钢铁企业的生产往往面临很高的固定成本，企业即使少生产也不得不付出这部分成本。这就导致为了弥补自身的固定成本，企业更倾向于放缓产量的下降，通过产量赢得市场份额，从而弥补损失。而过快放缓产量的企业往往面临更大的固定成本损失。其二，中国大规模的钢铁企业绝大部分仍然是国有企业，而这部分钢铁企业却往往是当地就业的主力部队。如果这部分企业过快的降低产量，势必导致这些企业将裁减员工，这将极大的损害当地政府的维稳诉求。基于社会就业稳定的目的，地方政府也不会允许钢铁企业过快降低其产量。其三，钢铁企业为了维持繁荣时期的巨大投资往往背负了大量的负债，而钢铁企业新增投资的融资成本却在快速上升。如果企业快速降低其产量甚至停产，势必导致企业资产迅速贬值，企业将很快陷入到债务困境当中，甚至导致其破产。这种情形下，企业即使面临亏损生产，也不得不放缓其产量的降幅以使得其资产得以保值。不管从哪个原因来看，我们都不难发现，中国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并不是一个短期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长期命题。

　　对于如何化解产能过剩，在需求短时间无法恢复的条件下，我们必须从供给着手破解产能过剩。由于一带一路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等国家战略在短时间并不能形成对钢铁产业的产能需求，而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新常态的轨道当中，产能过剩的化解只能更多的依赖供给的调节政策。在如何化解产能过剩的问题中，目前政策有一种倾向就是一味给过剩产业断水断电，逼停逼退过剩产能。这种政策倾向不仅从现在来看效果不佳，造成社会成本的浪费，而且极易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一方面，我们看到钢铁企业已经投入了大量沉没的固定投资，如果这些企业真的在不断的政策推进下退出市场，前期的大量投资都成为了社会成本，这些资产价值基本为零。另一方面，这些钢铁企业承担了当地大量的就业岗位，如果这些企业大量退出市场，很容易造成当地就业的波动，从而产生新的社会问题。显然，一味地逼企业退出显然是在短期无效在长期有害的行为。目前的产能过剩调节政策最重要的是要转变政策目标与手段，政策的目标并不是赶企业出厂，而应该是促使企业升级。这一升级不仅包括促使企业提高自身的效率，同时包括其升级自身的产品、生产区段与生产工艺，变恶性竞争为良性竞争。但这一升级又需要有新的政策与资金支持，如果断水断电，企业连自身存活下来都很困难，更不用提提升自身的产品竞争力。政府应当采用政策手段，通过促使钢铁企业的技术升级，逐步改变钢铁企业资产的技术结构，从而将旧优势转变为新优势。

　　从总体上看，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严重性与长期性。这一问题无法在短期内采用特效药得以解决，关键还在于通过市场与技术升级来化解，从而将原有的产业优势构建为新的产业优势。这其中尤其应当注意的是转变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改变原有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粗暴干涉，切实将市场作为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此外，转变现有的政策目标同样是极为重要的，政府的政策目标应当围绕促使钢铁企业技术升级为中心，转变钢铁企业的资产技术结构，不是退出钢铁行业而是升级钢铁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