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内阁府在11月16日发布了2015年三季度(7~9月)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速报值，剔除物价变动影响后实际同比下降0.2%，按年率换算则下降0.8%，连续2个季度同比下滑。不少市场人士均认为日本经济已经再次陷入停滞，一部分意见由此对日本央行继续加大宽松力度充满预期，但另一些意见则开始反思他们一直寄予厚望的安倍经济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正如我国国内最近突然开始积极阐述所谓“供给”改革一样，日本国内知识界对日本经济政策也存在一种反思：一味强调财政和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刺激作用是否真的是日本经济的良药?而就在土耳其召开的G20会场上，美国财长刚刚向日本提出要求加大财政力度，刺激内需。在日本国内却有不少市场人士和学者开始更多强调这些年的扩张政策恰恰是阻碍经济复苏的罪魁祸首。

　　1990年代以来，日本的内需恢复缓慢一直被各方面诟病，说是拖累经济成长的绊脚石。相反，刺激出口的效果却很明显，在所谓的结构改革不断推进下，内需对日本GDP增长的贡献度并没有明显的增长，1980年代被欧美各国批判的外需刺激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却越来越大，泡沫经济后的日本才更像所谓外需拉动型国家。

　　进入2000年代，特别是2012年末，所谓的安倍经济学粉墨登场，更加彻底地向内外揭示了日本最近25年来的政策导向：利率下降和日元贬值引发企业业绩改善，往下传导至国民收入增加，带动消费恢复。这个理念在小泉内阁时代似乎很有效，以配合政府处理银行不良资产为名的第一次量化宽松政策大举推出，日元贬值带动了出口数量增加，接着出口企业开始增加设备投资。类似于夏普和松下等企业，更是因液晶部门一时的技术优势讴歌所谓Made in Japan的溢价，大举回归国内生产。这些动作帮助小泉实现了战后日本屈指可数的长期经济扩张期，也同时被国民诟病为“没有实际感觉的景气恢复”，因为收入并没有跟上GDP的增速，倒是诞生了一些发国难财的暴发户和便宜了某些外国秃鹫资本。

　　然而日本当局并没有对此做出检讨，那一轮的经济扩大最根本的原因并非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日元贬值，更多的是中国加入WTO和美国经济扩张这种全球经济的机构变化带给日本的恩惠。很快韩国、中国大陆以及中国台湾制造业的兴起就让日企的“生产回归本土”自食苦果，索尼，夏普，松下等具有代表性的电机企业的迅速衰落，但这些警醒也没能引起日本当局认真的反思。

　　从学界到政界的共识反而变本加厉的达成一致：前一次刺激的规模不够，所以效果不佳，那么更大规模的刺激就是顺理成章。然而正如BNP日本首席经济学家河野龙太郎等人指出的那样：这些年来的实践证明，前述的政策思路实际上等同于对出口企业大举补贴的同时，对家庭消费等内需部门强行增税。出口企业越是受益，对包括金融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的占用就越具有相对优势，内需行业的振兴根本成了一句空话。依靠日元贬值，不少过剩产能不仅幸存下来，还造成一种错觉和进一步的政策依赖，低收益的资本库存甚至成为一种政策势力。

　　安倍内阁不断地抱怨他的政策给企业带来历史最高利润但企业却不选择增加投资和加薪，然而这个观点完全忽视了，所谓的企业利润在宏观上并非出口数量增加带来，而是日元贬值带来的汇兑收益效果占了主流，这非常合理地解释了企业为什么不愿意增加设备投资的根本原因。而连续两年增加基础工资后，企业的固定费用增加明显，但需求面而言美国和中国经济的情况却并不支持大规模的增加产能。虽然现在舆论单纯的把这次GDP负增长归罪于中国经济放缓，但明显的日本超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分配结构的扭曲才是最根本原因。

　　正如河野等人质问的那样，既然最近25年来的实践证明依靠日元贬值来刺激经济的政策并非有效，史无前例的安倍经济学最终给不缺钱的出口企业带来收益增加反而导致其支出比率下降，没有实现消费者实际收入的增长反而压抑了家庭部门的消费欲望，通过股价上扬也只是加重了国内分配的不公平感。那么，为何不通过正常的利率水平和强势日元诱发消费者实际负担下降，最终实现消费扩张呢?

　　糟糕的是这种较为中长期的思路在日本并没有市场，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社会拥有近乎变态的弱日元信仰：日元贬值等于企业业绩增加，近年更演化为日元升值等于通缩螺旋。这种短视也可以在他们对待中国的政策建议上看到，比如近期日本的知识界就很担忧中国的资本开放的步伐是否太大，可能引发资本外逃导致经济震荡。

　　平心而论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更重要的更实质的问题是，日本经济如果不能通过改革实现潜在成长力的提升和释放，无论如何强行限制资本，也无法阻碍人心的背离，战略上的方向和战术上的把握不能混为一谈。日本最近25年的政策失败，实际上更多是改革自身目的和手段都不清晰也不彻底造成的。改革自身具有风险，但不改革积累下来的风险可能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