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宏观调控措施有力，外需增长超出预期，中国经济呈现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迈向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基础。

　　广东创新能力突出，特别是一大批创新型企业、一批世界级企业在深圳问世，成为引领广东乃至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股重要力量。

　　要推进北方诸省市的经济发展，重要的是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要求，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夯实市场经济基础，让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2017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宏观调控措施有力，外需增长超出预期，中国经济呈现稳中向好、结构优化、动力增强、效益提升的良好势头，为迈向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基础。

　　2017年中国全年GDP达到82.7万亿元，增长6.9%，超出原先预期0.2%。这其中，外需增长超出预期接近0.7%，是中国经济增长超出预期的重要因素。

　　中国各省经济增长分析

　　分析中国各省市区经济，2017年中国各省市区经济增速，各地表现差别较大。

　　(一)粤苏争霸已无悬念，广东稳居中国第一

　　2017年，广东、江苏以8.99万亿元和8.59万亿元占据GDP总值的前二位。广东比江苏高出0.4万亿元。

　　广东省多年来稳居中国总量第一，连续28年居全国首位。近年来江苏增速迅速，步步紧逼。但2017年广东的数据却超出预期。数据显示，广东经济增长喜人，诸多指标领先全国各省，主要指标全面领先江苏。至少今后五年，江苏如果没有大的发展动作，很难超越广东。数据显示，广东的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及创新绩效均排名全国第一位。广东创新能力突出，具体表现为创新的开放度高、外贸经济发达，且市场活力较好，宽松的创业环境，使创新创业活动十分活跃。特别是一大批创新型企业、一批世界级企业在深圳问世，成为引领广东乃至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股重要力量。2017年，深圳经济总量2.2万亿，已经超过广州，成为中国四个一线城市的第三位。今后岁月里，如果能够持续保持这种发展势头，深圳在未来十年时间里将超越上海和北京，跃居中国城市榜第一位。此外，广东对外开放程度高，在研发投入、技术转移以及创新载体培育方面狠下功夫，部分指标翻番增长，“第三产业增加值”、“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以及“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等多项指标排名均列全国第一。

　　(二)西南省份增速抢眼

　　中国的西南省份，包括四川、云南、贵州、重庆、西藏5个省级行政区。2017年增速前四名的贵州、西藏、云南和重庆，都属于中国西南地区。四川增长速度也达到8.1%，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近年来，中国西南省份表现抢眼可以说得益于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除了四川之外，相比较于东部，西南省份基数相对较小，近些年承接了多项产业转移，并且得到国家政策大力倾斜，这些因素促进了西南经济的发展。

　　在西南省份中，四川和重庆需要单独分析。近几年，四川和重庆增长势头强劲。特别是四川省会城市成都和重庆，作为长江经济带下游成渝城市群的双雄，发展势头令人瞩目。以成都为例，无论是经济总量和科技创新水平，都已经进入中国二线城市之首，仅次于京沪广深。特别是科技创新水平，本身就有很好的基础，近年来更有长足的发展。由于有着广阔的发展腹地，成都未来发展前景不可估量。

　　(三)中部崛起势头强劲

　　中部崛起是指促进中国中部经济区——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西6省共同崛起的一项中央政策。2004年3月5日首先由温家宝总理提出。中部崛起计划首次施行于《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依托现有基础，提升产业层次，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在发挥承“东”启“西”和产业发展优势中崛起。

　　2017年中部崛起所涉及的6省市，都有相对较好的表现。增长速度全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江西最高为8.9%，其次安徽8.5%，湖南8.0%，湖北和河南同为7.8%，山西7.0%。应当对山西的增速给予特别高的评价。近几年，山西经济增速一直居于全国倒数后三位。2017年山西增速7%高于全国0.1个百分点，比年初制定的5.5%的目标更是高出1.5个百分点，这是十分不容易的。山西长期以来一煤独大，随着工业转型向纵深推进，非煤产业成为山西省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结构呈现积极变化，这是山西经济走出困境的重要原因。

　　安徽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近几年全省经济发展增速迅速，这与安徽积极融入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圈有密切关联。按照目前发展态势，2018年安徽经济总量有望超过北京。特别是安徽省省会城市合肥，2017年实际增速8.8%，名义增速超过11%，成为中国省会城市增长最快的城市。作为三个(上海，北京和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自身发展潜力以及合肥乃至安徽在全国创新大格局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成为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的重要力量，未来合肥发展势头潜力巨大。

　　(四)东三省经济回暖，但后劲似乎不足

　　2017年东三省经济回暖。特别是辽宁GDP增速从2016年的副2.5%触底反弹至4.2%，较2016年回升了6.7个百分点，给人们看到希望。辽宁GDP由负转正，既受益于中央振兴政策，也有赖于内在发展的驱动。尽管如此，东北三省GDP增速仍居中国31省(区、市)后列，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列倒数第4、第5、第6。辽宁将2018年GDP预期增长目标定为6.5%左右，与2017年的预期目标一致，彰显出辽宁要发展振兴的信心。但由于整体营商环境不佳，民营经济相对弱小，市场经济基础薄弱以及人口结构失衡和人口净流出等因素，东北经济发展后劲显得不足。

　　(五)上海和北京，迈向高质量发展

　　2017年上海经济增长与全国持平，增速为6.9%，总量跻身“3万亿俱乐部”，成为中国首个GDP超3万亿城市。以上海为龙头的华东六省一市(山东、江苏、安徽、浙江、上海、江西、福建)，其中有三个省位居中国经济各省市区的前四位。特别是其中的浙江，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对中国市场经济贡献最大的省份。2017年华东区GDP总量约为30.1万亿元，占全国的36.4% ，超过全国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在华东、华南、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六个大区中，稳坐第一。这与上海龙头作用的发挥有着重要的关联。

　　2017年北京经济增速为6.7%，低于全国水平0.2%，经济总量仅次于上海，达到2.8万亿元。对于北京来说，这一增速符合其年初制定的目标。

　　上海和北京经济结构已经较为成熟，2个城市多项指标在全国位居前列。以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例，2017年上海为69%，北京为80.6%等。都比全国2016平均水平51.6%高出近20个百分点。作为中国的世界级城市，上海和北京重要的是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实现中央对这2个城市的功能定位，进而发挥对周边乃至全国全球的影响作用。

　　(六)京津冀在全国经济版图占比下降

　　近年来由于河北产业结构“去产能”的影响以及环境整治带来的阵痛，京津冀地区在全国经济版图所占比重不升反降，从2014年京津冀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0.4%，2015年下降到10.2%，2016年进一步下降到10.02%。2017年，由于天津出人意料的增速3.6%垫底，河北6.7%，北京6.7%，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也导致京津冀地区在全国的比重进一步下降，下降到9.9%。也就是说，连续四年，京津在全国每年下降1至2个千分点。

　　2017年天津增速垫底超出人们的预期。近10年来，天津经济增速一直在10%以上，2016年天津GDP增速9.1%，排名全国第四，2017年则以3.6%的增速垫底。且经济总量上也被后起直辖市重庆超过。虽然天津此次经济失速很大程度上是天津主动“挤水分”所致，但仍然引发人们思考 。2017年天津滨海新区将2016年GDP由10,002亿元下调为6,654亿元，GDP核减幅度至少超过30%，而滨海新区GDP总量约占天津的一半以上。这似乎是天津GDP增速滑坡的原因。但从更深层次考察，天津经济增速垫底，实际是天津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所致。

　　天津民营经济比重低、规模小、活力不足。而政府所属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长期投资重化工业，这导致重化工业在天津经济中比例过重。由于重化工业市场环境的变化，直接导致整个产业链条的震荡。天津今日增速垫底，实际是政府主导下的投资拉动这一增长模式，不能够适应变化的市场环境要求的又一例证。

　　中国经济：“南高北低”现象特征突显

　　对2017年中国各省市区经济进行分析可以看出，2017年有22个省市增速超过了全国增速均值6.9%。低于全国的省市有：河北6.7%、北京6.7%、辽宁4.2%、内蒙古4%、天津3.6%、黑龙江6.4%、吉林5.3%、甘肃3.6%共计8个省市，且全部为北方省市。这说明，中国经济“南高北低”现象已经成为事实。

　　2017年3月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山东团审议时，首次提出一个概念“黄河南北的差距”;2017年4月李克强总理视察山东时，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走势分化的情况从“东西差距”变成了以黄河为界的“南北差距”。

　　黄河南北为何有如此大的差距，笔者以为， 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南北区域市场经济基础有着显著的差异。市场经济基础主要有三部分内容组成：经济自由度、产权保护和企业家精神的弘扬。正是在上述三个方面，黄河以南和黄河以北的差距较为明显。无论是东三省或是京津冀，或是西北诸省，比照珠三角或长三角等南方省份，就市场经济的基础，特别是经济自由度而言，北方省份显然落后于南方省份。东北三省更是典型。这个中国计划经济色彩最为强烈的地区，在面向市场经济大潮中，显露出的诸多困境，正是其不适应的表现。东北地区对民营经济的各种限制，使得民营经济不仅数量少，还普遍缺乏活力，反映出这一地区市场意识商业文化的欠缺。在市场经济基础方面，京津冀或许好于东三省，但与中国两个最具有活力的地区相比，其差异也十分显著。例如，民营企业发展在诸多领域受到限制，政府对经济的过多管制和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影响了正常的市场运营环境和要素的自由流动。 因而，要推进北方诸省市的经济发展，重要的是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要求，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夯实市场经济基础，让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