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周潇枭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日前表示，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防风险成为悬在头上的一把刀，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役。在当下的中国，要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锁定在3%以内。

　　10月份工业、投资增速的小幅回升，并没有改变市场的预期。消费、社融、PMI等数据回落，显示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不过，就业形势仍然较好，物价维持稳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中美贸易摩擦仍然是未来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多数机构预判2019年经济增速将继续下行。

　　至于2019年宏观政策走向，各方争议很大，尤其在赤字率是否突破3%这点上。大规模减税降费的政策已经明确，基建投资也有望得到一定支持，积极财政政策维持多大的力度、政策空间从哪里来，市场有不同的建议。

　　一些市场人士则担忧，财政政策过于积极、政府债务规模过于扩张，不利于结构调整，也不利于防风险。

　　2019年会如何?

　　“我国经济L型触底会经过两个底部，第二次触底可能会在2019年年中。”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近日指出。

　　这是市场较为典型的判断，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继续下行。任泽平给出具体的分析，今年三季度GDP增速为6.5%，为2009年一季度以来的新低;10月PMI指数中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6.8%，为33个月以来的新低，中国企业“抢出口”的行为也在透支后续需求;M2、社融增速创新低，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融资很低迷——这些都反映当前经济形势较严峻。

　　11月14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0月份数据显示，工业生产、固定资产投资都有企稳迹象，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速连续7个月回升，但消费、房地产投资等增速仍在下行。

　　“当前经济终端需求端有一些下行压力，但尚处在正常波动范围，四季度经济仍将保持比较平稳，GDP增速或在6.5%左右，对于四季度无须特别担忧。”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但花长春也指出，2019年中国三大需求可能都会回落，经济运行会明显放缓，二、三季度是下行压力最大的时段，不过，考虑到政策明显转向，全年经济增速或由今年的6.6%左右回落至6.4%。

　　“一些慢变量的变化，是我们高度关注的。双11的销售虽然创新高，但增速在放缓。投资受政策影响较大，容易出现波动，但消费增速一旦下来，短期政策很难使其恢复。消费是经济运行的基础，会带动整体经济增速趋缓，调整的时间比较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当然，也有相对乐观的说法。京东金融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内外部的深刻变化，市场普遍对明年经济预测十分悲观，但越是一致看空，越是可以期待，真实情况也许会存在改善空间。

　　政策是否要加码?

　　7月末以来，在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基建投资增速持续下滑等背景下，我国政策开始调整。其中，“稳基建”的政策持续发力，终于在10月份带动基建投资增速止跌，并出现小幅回升。

　　外界普遍预计2019年经济增速继续下行，是否值得担忧?11月14日，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在“《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上表示，(要实现到2020年GDP翻番的目标)“十三五”期间平均增速要6.2%，到“十三五”的末期增速到了6%，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的世纪增速没有低于潜在增长能力，我们就是充分就业的增长，就不用担心。

　　蔡昉测算的6%的潜在增速，比绝大部分机构预测的经济增速都要低。蔡昉进一步指出，今天遇到外部冲击，我们对美出口的大部分被加关税，下一步可能还会再加关税，这会影响我们的外需。在投资需求上，出台一些刺激政策，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必要。但最重要的一点，经济增速目标应该与潜在能力相适应，6%或略高一点的速度足矣。“否则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十年的教训就白费了。”

　　如果经济增速下行，2019年的政策是否需要调整?“调控方面要保持定力，我们很多参数并没有持续恶化。比如，原来预计四季度我国进出口会恶化，但10月份我国进出口还在加快，说明中美贸易冲突对中国外需的影响，没有前期预计的那么大。另外，投资增速已经摆脱了持续下行的状况，说明政策正在发挥作用，不能期待政策一出台就有全面的效果，政策效果还要再观察。”刘元春指出。

　　不少分析指出，2019年政策是否调整，取决于经济增长目标。十九大以来，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摆脱了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换挡，需要各方调整适应。

　　赤字率突破3%?

　　11月14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长期角度来看，我国发展的优势和潜力也是比较充足的。其中之一，在于目前宏观政策的空间和余地比较大，通胀水平比较低，财政赤字率也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政府的负债率也是处于合理区间，外汇储备仍然充足，这些方面来看宏观政策操作空间比较大。

　　任泽平表示，宏观调控不要摆动太大，货币金融政策未来应转向稳杠杆，需要区别对待表外融资中满足民营企业融资的部分，而财政政策应该积极作为。在他看来，宏观调控与长期改变并不矛盾，改革也需要稳定的宏观环境。未来应该上调赤字率，不受3%的束缚，推进大规模减税。经济不好的时候，应该扩大赤字、扩大减税，用积极财政政策来熨平经济周期波动。

　　”2019年赤字率肯定要破3%。 我们认为增值税的减税叠加三档并两档的改革或减税1.3万亿，而个税减税方案表明或减税达3000亿-4000亿，因此2019年总的减税幅度比较明显。在支出刚性的情况下，预算赤字率必然要破3%。政府或通过结转以往结余和政府基金方面的预算来部分缓解赤字率的上升，但预算赤字率大概率仍会达到3.2%。”花长春指出。

　　2018年我国赤字率定在2.6%，相较2017年的3%有所回调。在积极财政政策定调不变的背景下，下调赤字率是为应对国际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一些新的风险点出现而备足工具，是为未来预留政策空间。

　　当前防风险为三大攻坚战之一，也有观点旗帜鲜明地反对赤字率突破3%。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指出，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能搞大水漫灌。积极财政政策，不仅是为了扩大内需，更是为了调整结构。减税降费重点应该是降成本，给企业降成本，而且减税降费一定要和政府支出的同步削减联系起来，否则不会改善资源配置。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防风险成为悬在头上的一把刀，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役。在当下的中国，要把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重锁定在 3% 以内。”高培勇直言。

　　刘元春也认为，2019年的赤字率不宜突破3%，地方政府财务过于宽松，不利于结构调整。当前，外部环境的变化，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尚未表现出来，我国深层次特别是基础性的改革还有待推动，过去依靠政府扶持的新动能还有待市场检验，所以政策取向上要多预留空间，为明后年做一些准备。

　　“适当地上调预算赤字率，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正常体现，远比通过其它不透明途径加杠杆强得多，可控得多。当然，赤字率过快的提高，使得市场有所担心，也可能引起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主权评级的调整。”花长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