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判断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面对大变局，应如何应对?围绕上述热点话题，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

　　用“一线两点”理解双循环

　　朱民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加大了对世界经济的压抑作用，对总需求和总供给两方面的冲击都很大。下一阶段，还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应该怎么办?在朱民看来，党中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既是战略性的，也是历史性的决策，是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对政策。“战略性”表现在有效应对目前复杂的全球格局变化形势，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历史性”表现在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为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要理解双循环，最重要的是‘一线两点’。”朱民表示，“一线”就是循环畅通，要把所有的物质流通起来，不仅有传统上的商品流通，更重要的是信息、科技和管理上的流通。而且，这样的流通不完全是物理的流通，还可以是网上的流通、虚拟的流通。所以，双循环的核心是两个畅通，即国内的循环要畅通，中国和世界的循环要畅通。

　　“两点”是“两个制高点”，第一个制高点是高科技。“要建立自己的循环体系，首先要突破‘卡脖子’技术，在技术上我们要能够站得住。”朱民表示，在这方面，新基建起了双重作用，从短期看是刺激经济，推动经济恢复，从中长期看是为未来发展打下了科技基础。新基建的核心理念是“数字流”，就是要在原有的物流和人流基础上加一个数字流，通过数字流和物流、人流的结合，创造产业流和价值流，同时使整个经济数字化。

　　“通过科技推动生产创新，归根到底是为了人民高质量的消费，这是第二个制高点。”朱民表示，我国拥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市场，随着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需求潜力巨大。要推动消费创新，通过改革提升消费质量，激发潜在经济活力。

　　保持战略定力化危为机

　　朱民表示，在对国内部分企业调研中发现，当前中国企业的数字化发展速度非常快，都在寻找数字化基础设施平台，数字制造业未来的发展空间不容小觑。

　　朱民认为，一方面要用科技力量全力支持建设科技基础设施，另一方面要让企业通过市场化运作，在数据中心上建平台，做数字化转型。

　　前景是可观的，但要想实现最终目标，还需要找准方法。朱民表示，现在我们是“抓两头”，一头抓基础研究。目前，中国在空间、宇宙、物理、材料、生物、量子力学等方面，都有了“从零到一”的突破;另一头是利用自身优势，抓“从一到百到N”的应用，实现逆向进口替代。也就是说，通过集中科技力量攻关和集中市场力量进行逆向进口替代，逐渐解决“卡脖子”的技术问题。

　　除了技术问题，消费也很关键。朱民强调，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要走好内循环，走好双循环，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特别重要。他表示，中央提出保市场、保就业，也是保消费和提升消费。

　　此外，朱民认为，中国是艘大船，要顶着风浪把自己的路走好，需要定力，沿着既定的方向走，化危为机。

　　人民币国际化将进一步扩大

　　近来，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较大，创一年多来新高。同时，市场还预期美元或进入长期贬值通道。同时，还有观点提出，人民币国际化将迎来好时机。

　　对此，朱民表示，美元虽然是世界储备货币，但其实是信用货币。美元信用货币的基础，一是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公信力，二是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在朱民看来，信用基础的变化在进一步削弱美元。综合来看，美元贬值是“两股力”形成的：第一个“力”是经济金融的内在动力，就是零利率;第二个“力”是市场和世界对美元和美国金融公信力开始丧失信心。

　　朱民指出，现在美元走弱，世界对人民币的需求和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在上升。可以看到，近年来，国际上的大公司纷纷落户中国，与此同时，随着沪港通、沪伦通的开通，流入中国国内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资金都很大，表明世界对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的需求在上升。

　　因此，朱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民币国际化也会进一步扩大，这有助于人民币进一步符合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国际地位，也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国际金融体系。

　　“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使用取得了积极进展。特别是过去几年里，中国已与全球范围内的39个国家央行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货币互换协议规模已达到3.47万亿元。这些都是在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作铺垫。”朱民表示。

　　展望未来，朱民表示，全球对人民币资产和人民币需求还在上升，所以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会提高，国际化速度也会加快，这对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都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