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竺彩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教授)
根据美国劳工部数据,今年3月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8.5%,创下1981年12月以来新高。面对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政府多次“甩锅”,试图将物价飞涨的原因归咎于俄乌冲突。事实上,其自身的不当政策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美国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实行不负责任的大水漫灌式政策,一方面导致资产价格虚高,金融风险累积;另一方面又导致供需缺口持续扩大,通胀压力陡增。与此同时,美国这一政策还害己损人,向世界输出了通胀压力,增大了金融风险,拖累全球经济复苏,让全世界为其共同“埋单”,再一次印证了“美元是美国的货币,却是全世界的问题”的美元霸权本质。
本轮美国通胀虽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但美联储货币超发应是最根本原因。2020年3月以来,为了应对疫情导致的经济困境,美联储推出了一系列超常规量化宽松政策。一方面,连续两次降息将基准利率降至0至0.25%,接近于零;另一方面,推出“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通过直接购买国债“扩表”,大量释放美元。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显示,2020年3月底其持有的证券项(包括国债等)为4.37万亿美元,到2021年年底就达8.27万亿美元,今年4月20日是8.5万亿美元。在“无上限”宽松政策支持下,美国巨额财政补贴导致居民收入大幅上涨,国内消费需求大幅提升,同时也使美国政府债台高筑。截至今年4月22日,美国政府债务余额高达30.4万亿美元,债务率高达132%。这种规模和力度史无前例的经济刺激,带来了巨大的通胀压力和金融风险。早在2021年上半年,美国通胀即已抬头,5月份CPI同比已上升5%,但这并未阻止美联储继续量化宽松的步伐。结果是通胀持续走高,日趋恶化,到12月份CPI同比上升达7%,今年前3个月更分别高达7.5%、7.9%和8.5%。
除了货币超发这一基础性因素,推动美国物价持续上涨的直接原因还是供需严重失衡,缺口持续扩大。2008年次贷危机后,美国虽也实施了多轮量化宽松政策,但并未引发严重通胀,主要原因是资金进入了股市、房地产和全球市场,推动金融资产价格上涨,美国股市和房地产步入连续十多年的大牛市,但美国个人支出不足导致对商品和服务的长期需求不足,同期全球实体经济也未受到来自供应链和供给侧的所谓“供给扰动”。而此次量化宽松所处的背景却截然不同:一方面,大水漫灌式政策大大刺激了美国消费需求,使总需求处于扩张状态;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美国加征关税以及劳动力供给严重不足等因素叠加,又使供给侧再也难以维持其大水漫灌式政策安全着陆,通货膨胀自成必然结果。
首先,疫情蔓延导致全球供应链受阻甚至断裂,持续推升全球通货膨胀。2019年末至2022年3月,全球商品价格能源指数与非能源指数,分别从76.93和83.64上升至160.91和139.25,涨幅分别为109.15%和66.49%。美国2021年货物进口占GDP比重达12.8%,是全球第一大进口贸易国,其供应链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疫情导致供应链断裂,使美国从生活必需品到汽车零部件,几乎所有商品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供不应求。加之疫情反反复复,导致“供给扰动”短期很难缓解。
其次,美国劳动力市场供给不足,导致“工资-价格”螺旋上升。据美劳工局统计,疫情暴发以来,美国的劳动参与率从63.4%降至62.2%,下降1.2个百分点,辞职率、职位空缺率、职位空缺与失业工人的比例都接近历史最高水平。根据高盛分析,目前美国劳动力需求已恢复到疫情暴发前的水平之上,但劳动力供应的恢复却缓慢得多,整体水平仍要比疫情暴发前低近100万。因此,劳动力需求的迅速扩大与供应的缓慢复苏,导致劳动力市场供应严重不足,大量用工企业只好通过加薪来招聘人才,人力成本迅速上涨,增大成本推动型价格上涨压力,同时加薪又直接刺激了消费需求,导致需求拉动型价格上涨,从而形成“工资-价格”螺旋上升。据美全球商业经济协会调查,今年一季度,高达70%的美国企业用工成本上涨,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同时,一旦民众形成通胀预期,就会带来通胀的黏性。
再次,从特朗普时期就开始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对美国国内物价上涨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穆迪报告,美贸易战加征的关税,大约7.6%由中国企业承担,其余90%多则要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
最后,俄乌冲突导致全球通胀风险急剧增大。由于俄罗斯是全球重要的能源、粮食和金属(如镍、铝、铜)等大宗商品出口大国,西方制裁力度不断增大,俄罗斯供给被逐出世界市场,导致相关大宗商品供给缺口进一步放大,价格进一步攀升。
为应对通胀压力,美联储加息势在必行。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5月的议息会议除了再次加息外,还将对缩表作具体部署。全球多个经济体也必然跟着加入加息行列,导致全球金融条件收紧、投资者降低风险偏好、市场信心倍受打击,全球经济金融环境将进一步恶化。
一方面,美国主导的宏观经济政策急速调整,将严重冲击全球经济复苏。基于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的三重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前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6%,较上次预测再度下调了0.8个百分点。世界银行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2%,较上次预测下调了0.9个百分点。联合国贸发会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6%,更较上次预测下调了1个百分点,且认为增速低于2021年(5.6%)的3个百分点中,有两个百分点是由俄乌冲突之前的结构性和政策性因素所致,另一个百分点才是俄乌冲突的结果。世界贸易组织最新预测,由于全球经济前景黯淡,预计2022年全球商品贸易量将增长3.0%,低于之前预测的4.7%,而2021年为9.8%。更值得担忧的是,美联储大幅加息一旦刺破美国股市、楼市和信贷市场泡沫,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深度经济衰退。
另一方面,金融市场将动荡不稳,发展中国家债务违约风险上升。美联储大幅加息预期已经导致欧美股市连续下跌。美联储加息除了引起其他国家股市、汇市动荡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容易引发资本外逃以及债务违约风险。2021年9月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债券收益率一直在上升,这是金融状况收紧的明显信号。根据联合国贸发会最新一期贸易与发展报告,发展中国家在2022年预计需要3100亿美元(相当于2020年底外部公共债务未偿存量的9.2%)来满足外部公共债务的偿付要求。在一个资本流动不畅、汇率不稳定和借贷成本上升的国际环境中,新的金融冲击波很可能把一些发展中国家推向债务违约、发展停滞甚至衰退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