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竺彩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教授）

    根据美国劳工部数据，今年3月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8.5%，创下1981年12月以来新高。面对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政府多次“甩锅”，试图将物价飞涨的原因归咎于俄乌冲突。事实上，其自身的不当政策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美国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实行不负责任的大水漫灌式政策，一方面导致资产价格虚高，金融风险累积；另一方面又导致供需缺口持续扩大，通胀压力陡增。与此同时，美国这一政策还害己损人，向世界输出了通胀压力，增大了金融风险，拖累全球经济复苏，让全世界为其共同“埋单”，再一次印证了“美元是美国的货币，却是全世界的问题”的美元霸权本质。

    本轮美国通胀虽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但美联储货币超发应是最根本原因。2020年3月以来，为了应对疫情导致的经济困境，美联储推出了一系列超常规量化宽松政策。一方面，连续两次降息将基准利率降至0至0.25%，接近于零；另一方面，推出“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通过直接购买国债“扩表”，大量释放美元。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显示，2020年3月底其持有的证券项（包括国债等）为4.37万亿美元，到2021年年底就达8.27万亿美元，今年4月20日是8.5万亿美元。在“无上限”宽松政策支持下，美国巨额财政补贴导致居民收入大幅上涨，国内消费需求大幅提升，同时也使美国政府债台高筑。截至今年4月22日，美国政府债务余额高达30.4万亿美元，债务率高达132%。这种规模和力度史无前例的经济刺激，带来了巨大的通胀压力和金融风险。早在2021年上半年，美国通胀即已抬头，5月份CPI同比已上升5%，但这并未阻止美联储继续量化宽松的步伐。结果是通胀持续走高，日趋恶化，到12月份CPI同比上升达7%，今年前3个月更分别高达7.5%、7.9%和8.5%。

    除了货币超发这一基础性因素，推动美国物价持续上涨的直接原因还是供需严重失衡，缺口持续扩大。2008年次贷危机后，美国虽也实施了多轮量化宽松政策，但并未引发严重通胀，主要原因是资金进入了股市、房地产和全球市场，推动金融资产价格上涨，美国股市和房地产步入连续十多年的大牛市，但美国个人支出不足导致对商品和服务的长期需求不足，同期全球实体经济也未受到来自供应链和供给侧的所谓“供给扰动”。而此次量化宽松所处的背景却截然不同：一方面，大水漫灌式政策大大刺激了美国消费需求，使总需求处于扩张状态；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美国加征关税以及劳动力供给严重不足等因素叠加，又使供给侧再也难以维持其大水漫灌式政策安全着陆，通货膨胀自成必然结果。

    首先，疫情蔓延导致全球供应链受阻甚至断裂，持续推升全球通货膨胀。2019年末至2022年3月，全球商品价格能源指数与非能源指数，分别从76.93和83.64上升至160.91和139.25，涨幅分别为109.15%和66.49%。美国2021年货物进口占GDP比重达12.8%，是全球第一大进口贸易国，其供应链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疫情导致供应链断裂，使美国从生活必需品到汽车零部件，几乎所有商品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供不应求。加之疫情反反复复，导致“供给扰动”短期很难缓解。

    其次，美国劳动力市场供给不足，导致“工资-价格”螺旋上升。据美劳工局统计，疫情暴发以来，美国的劳动参与率从63.4%降至62.2%，下降1.2个百分点，辞职率、职位空缺率、职位空缺与失业工人的比例都接近历史最高水平。根据高盛分析，目前美国劳动力需求已恢复到疫情暴发前的水平之上，但劳动力供应的恢复却缓慢得多，整体水平仍要比疫情暴发前低近100万。因此，劳动力需求的迅速扩大与供应的缓慢复苏，导致劳动力市场供应严重不足，大量用工企业只好通过加薪来招聘人才，人力成本迅速上涨，增大成本推动型价格上涨压力，同时加薪又直接刺激了消费需求，导致需求拉动型价格上涨，从而形成“工资-价格”螺旋上升。据美全球商业经济协会调查，今年一季度，高达70%的美国企业用工成本上涨，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同时，一旦民众形成通胀预期，就会带来通胀的黏性。

    再次，从特朗普时期就开始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对美国国内物价上涨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穆迪报告，美贸易战加征的关税，大约7.6%由中国企业承担，其余90%多则要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

    最后，俄乌冲突导致全球通胀风险急剧增大。由于俄罗斯是全球重要的能源、粮食和金属（如镍、铝、铜）等大宗商品出口大国，西方制裁力度不断增大，俄罗斯供给被逐出世界市场，导致相关大宗商品供给缺口进一步放大，价格进一步攀升。

    为应对通胀压力，美联储加息势在必行。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5月的议息会议除了再次加息外，还将对缩表作具体部署。全球多个经济体也必然跟着加入加息行列，导致全球金融条件收紧、投资者降低风险偏好、市场信心倍受打击，全球经济金融环境将进一步恶化。

    一方面，美国主导的宏观经济政策急速调整，将严重冲击全球经济复苏。基于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的三重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前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6％，较上次预测再度下调了0.8个百分点。世界银行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2%，较上次预测下调了0.9个百分点。联合国贸发会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6%，更较上次预测下调了1个百分点，且认为增速低于2021年（5.6%）的3个百分点中，有两个百分点是由俄乌冲突之前的结构性和政策性因素所致，另一个百分点才是俄乌冲突的结果。世界贸易组织最新预测，由于全球经济前景黯淡，预计2022年全球商品贸易量将增长3.0%，低于之前预测的4.7%，而2021年为9.8%。更值得担忧的是，美联储大幅加息一旦刺破美国股市、楼市和信贷市场泡沫，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深度经济衰退。

    另一方面，金融市场将动荡不稳，发展中国家债务违约风险上升。美联储大幅加息预期已经导致欧美股市连续下跌。美联储加息除了引起其他国家股市、汇市动荡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容易引发资本外逃以及债务违约风险。2021年9月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债券收益率一直在上升，这是金融状况收紧的明显信号。根据联合国贸发会最新一期贸易与发展报告，发展中国家在2022年预计需要3100亿美元（相当于2020年底外部公共债务未偿存量的9.2%）来满足外部公共债务的偿付要求。在一个资本流动不畅、汇率不稳定和借贷成本上升的国际环境中，新的金融冲击波很可能把一些发展中国家推向债务违约、发展停滞甚至衰退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