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拓4员工“把玩”铁矿石进口日进斗金-铁矿石谈判,力拓案,间谍门,胡士泰,铁矿石,进口矿-行业聚焦-冶金原料-亿览网

　　案起于2009年7月5日，胡士泰等四人当天被中国国家安全机构刑事拘留。根据上海市国家安全局最初发布的通告，四人被指控在2009年的铁矿石价格谈判期间，“采取不正当手段，通过拉拢收买中国钢铁生产单位内部人员，刺探窃取了中国国家秘密，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造成重大损害。”消息传出，顿时引发了澳大利亚政府和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

　　此处所涉及的“国家秘密”，或包括中国钢企原料库存的周转天数、进口矿的需求、吨钢单位毛利、生铁的单位消耗等。

　　不过，胡士泰等人的刑事罪名定性被迅速降级。2009年8月11日，上海市检察机关对四人作出批准逮捕决定，案件同时移交公安机关侦办，此时案件定性已改为“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至今年中国农历春节前两天，上海市检察院将该案正式移交法院，对四名被告提起公诉。

　　一名被告的辩护律师向本刊记者表示，从公安机关侦查和掌握的证据看，上述所谓的“机密”更符合企业“商业秘密”的范畴，而非国家机密。

　　根据中国法律，商业秘密必须符合三个特征，一、具有商业价值，能给企业带来实际盈利；二、具有实用性；三、采取过保密措施，不具备公共渠道索取和知道的可能性。

　　多名律师承认，四名当事人多少都有符合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事实，但并非每项指控的事实都符合，因此多为做罪轻辩护。

　　根据法庭审理，比“机密”问题调查更为清楚的，是四人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相关事实。这部分案情也勾勒出在中国混乱的钢铁行业交易体系下，四名力拓员工如何利用手中权力，展开日进斗金的灰色寻租轨迹。

　　认罪不讳

　　3月22日庭审，上午主要是控方陈述案情，几位被告也有机会提出自己的观点，下午由控方提出四位被告受贿的证据，辩方质证。

　　澳大利亚驻沪总领事汤姆•科诺（Tom Connor）3月22日旁听了全部庭审过程后，当天在上海一中院外宣读了一份总领馆的声明。科诺披露，胡士泰被指控收受两项贿赂，金额分别为100万和79万美元。其他几位被告的情况，他不愿意谈及。

　　根据检查机关的指控，四名被告的受贿金额惊人：胡士泰涉嫌收受贿赂646万余元；葛民强涉嫌收受贿赂约694万余元，实际获得200余万元；刘才魁涉嫌收受贿赂378万余元；而王勇涉嫌收受贿赂7000万余元，其中包括日照钢铁分两次支付的900万美元。四人受贿金额合计超过8000万元。

　　知情人士透露，所有四人的受贿资金和受贿事实，都与检察机关指控的侵犯商业秘密罪事实没有关联。“所谓商业秘密之间的交换，并无资金往来。”这位知情人士说。

　　根据本刊记者了解，四名被告都在法庭上表示了认罪，对收到相关数目的资金金额没有异议，但对部分资金的性质存有异议。四人的辩护律师都主要希望做罪轻辩护，要求减刑。

　　四名被告大多聘请了上海知名律师。刘长奎的辩护律师为曾担任上海社保案、阚治东案等案辩护律师的上海市申达律师事务所主任陶武平。葛民强的代理律师为曾为上海社保案核心涉案人员、杨佳案辩护的上海翟建律师事务所主任翟建。同样出自上海翟建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张培鸿为王勇辩护。

　　惟有最核心的涉案者胡士泰，聘请的律师却并非此前传言的名律师段祺华，而是两名不太知名的上海律师。

　　掮客如何制造

　　力拓四名员工的受贿行为，可以折射出中国钢铁行业的乱象。

　　根据审理，向四人行贿者多为中国北方的民营钢铁企业，没有国有钢铁企业涉嫌行贿。

　　王勇被指控收受的7000万元贿赂中，即有900万美元来自日照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杜双华。根据法庭审理，杜双华在2007年为了感谢王勇长期给予日照的帮助，在王勇提出需要急需借钱、用以在香港进行证券投资后，以日照钢铁公司名义分两次汇给王勇在香港的公司账户，共900万美元，资金用途的性质为借款。

　　王勇自称，900万美元的款项已经折合成人民币返还，但是尚未向法庭提交已经归还的有效证据。王勇和他的辩护律师要求杜双华当面出庭质证。

　　杜双华并未到庭出席。本刊记者致电杜双华手机，其手机已处于无法接通的状态。日照钢铁总裁办公室负责人则表示对其行踪不知情。

　　根据杜的录音证词，900万美元的资金，是对王勇表示感谢，因为王勇一直的帮忙，才有日照的今天。

　　铁矿石成本约占钢铁企业60%，行贿目的，无非是希望能够采购便宜的铁矿石。日照钢铁2003年与力拓结成了长协关系。当时，正是铁矿石供应由弱转旺之时。

　　行业知情人士透露，在2003年以前是矿业公司向钢厂行贿，希望钢铁企业多买长协矿。此后市场形势发生扭转，铁矿石价格连年上涨。

　　作为世界三大主要铁矿石供应商，力拓、必和必拓和淡水河谷掌握全球海运铁矿石贸易量的70%，中国则为世界最大铁矿石消费国。从2003年至2009年，中国平均每年铁矿石消耗量达到76.24亿吨，其中约有一半需要进口。2009年，进口铁矿石占中国铁矿石需求63.9%。尽管中国需要大量进口铁矿石，但对于铁矿石进口却采取资质限制的政策。中国商务部及五矿化工商会授权的112家贸易商和钢铁企业，可以有资质从海外进口铁矿石。

　　依照惯例，钢铁企业一般会与铁矿石供应商签订长期协议，约定每年购买量，价格则根据每年的铁矿石谈判确定。这些被称作“长协矿”的铁矿石，不仅供应量有保证，而且价格便宜。

　　2003年至今，中国钢铁工业产量从2.22亿吨猛增到5.65亿吨，对铁矿石需求急剧增大。显然，政府采取资质限制进口的政策未能凑效，反而刺激了一个铁矿石现货市场的兴起，而且现货市场价格一般高于长协价格。

　　正是在长协矿和现货矿“双轨制”体系下巨大的价格差异，加上中国对铁矿石进口的限制措施，为手握长协矿权力的贸易商、经销商和钢铁企业制造了巨大的寻租空间。

　　利用手里的权力，“力拓案”的四名主角扮演了掮客的角色，帮助一些钢铁企业获得力拓长协矿，争取更多进口配额，妥善安排船期，通过关系倒卖铁矿石，得以不断收取各种名目的“好处费”“咨询费”“中介费”—这些费用都被划入了此次“受贿”的范畴。

　　一位被告的辩护律师根据力拓案卷宗分析称，长协客户虽然必须由力拓总部确定，但是由中国区代表负责推荐。因此，胡士泰等人成为中国钢企与力拓交易之间的第一道门槛。力拓铁矿石出口运输的船期，也是由中方代表协调。在确定长协客户前，力拓总部还会派人到中国公司考察，也是中国代表陪同。

　　“所以，中国钢铁公司都拼命想讨好他们，只希望他们能多说好话。”这位辩护律师说。

　　在四名被告与国内钢企的关系中，船期安排也显得非常关键。近几年，随着海运费暴涨，海运费已成为中国钢厂进口铁矿石上升最快的成本之一。因此，精心组织租船运输，降低海运费成本，都成为了国内各大钢企的重要工作，只要对铁矿石的运输安排合理，可以有效降低港库存，减少资金的占用。

　　山东莱钢国际贸易公司国际海运部负责人就因此而涉案。

　　乱局难治

　　葛民强的代理律师翟建告诉本刊记者，葛民强涉案的600余万元贿赂款中，他个人所得仅为200多万元，剩余部分则已由中介拿走。

　　刘才魁的辩护律师陶武平亦向本刊记者透露，对刘才魁的370万元指控中，有两笔都属于中介性质，并非借职务之便的行为，对于这两笔资金不希望定性为受贿。

　　何为中介？“比如说，有钢厂想向矿商买长协矿，由于矿商不熟，不愿意卖给他，而矿商和某一贸易商很熟，因为关系好，愿意让他赚一些钱。在这中间牵线搭桥的人，就是中介。所以，这一市场已经变成并非‘公事公办，公开公平’的市场，人情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创造了寻租的空间。”一位多年从事钢铁行业分析的业内人士对本刊记者说。

　　这一现象，其实已经成为这个行业“公开的秘密”。

　　根据业内人士介绍，没有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中小钢企，他们可以在与铁矿石供应商谈妥长协矿合同之后，找有资质的企业帮助代理进口，并向其支付一定代理费。根据中钢协要求，有资质的铁矿石进口企业可以合理的收取代理费，为合同额度的3%-5%，但在实际运作中，由于长协矿与现货矿的巨大差价，这一规则基本被废弃，实际代理费可高达1美元/吨。

　　即便是在管理制度严格的外资企业，也难以抵抗巨大的利益黑洞对在职人员的腐蚀。

　　知情人士表示，胡士泰绝非特例，而有问题的也绝不是力拓一家，其他铁矿石供应商问题可能更严重。“一个普通的区域销售人员，年薪不过是几十万元人民币，但他能买得起几千万的房子，他的权力是不是很大？他们的薪水是以数十万计价，他们的收入是以数千万计价。”上述知情人士透露。

　　如果说在2008年之前，向铁矿石厂商行贿的主要集中在大型钢企的话，在2008年下半年，这一现象进一步被蔓延到了中小钢企，情形也愈演愈烈。

　　3月25日，澳洲驻沪领事馆官员对外透露，该案将于3月29日左右作出一审判决，他们也希望此案尽快过去。

　　力拓案即将因其快速到来的判决尘埃落定，但是，尚未看到中国管理部门从此案中吸取教训，整肃中国钢铁行业的决心。

　　多名分析人士对本刊记者指出，要扭转这一局面，根本上来说惟一的办法就是要扭转供求局面。但亦有分析人士指出，随着长协价和现货价的“双轨制”即将演变成“单轨制”，未来行贿受贿的空间将会缩小。

　　“从目前矿商的反应来看，他们的意图就是要实行短期定价，将来可能就完全采用现货价，这样长协和现货之间的巨大价差就不复存在了，也就不存在为寻求长协矿而大量行贿的空间了，或者说这种空间会缩小。”钢铁行业咨询机构北京钢联资讯总监徐向春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