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成上市公司吃“补助”

　　“父爱主义”依然有市场

　　据报道，在公布2014年半年报的上市公司中，有88.1%的上市公司收到政府补助，部分公司所获政府补助甚至远远高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这些公司遍布制造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其中有中央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定期为被打上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司发放政府补助，企业因此扭亏为盈。统计显示，2014年上半年共有2235家上市公司在2014年半年报中披露收到政府补助，合计收到政府补助高达322.63亿元，收到补助的上市公司数量占公布半年报公司数量的88.1%。

　　享受政府各种名目的补助，是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一大福利。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能排除个别行业、个别企业能在特定情况下得到政府帮助，但是为数少、条件较为苛刻。超过80%的上市企业得到各种政府补贴，比例实在太大，以致我们有点怀疑数据的可信性。但是又不得不承认，中国企业确实享有无微不至的“父爱主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自然较差。如此大面积发放“福利”是对其他竞争主体的不公，是对竞争环境的破坏。从根源上说，还是政府掌握的资源太多，对市场的干预能力太强。另外，对政绩的渴望也让“拔苗助长”遍地开花。如此看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还有好长的路要走。

　　钢贸危机再度袭来

　　传统产业寒风未尽

　　国内钢铁价格跌至十年来最低的惨淡形势下，因钢贸风波持续发酵而被卷入的上市公司也逐渐增多。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危机，不是新鲜事。对于周期性较强、对整体经济走势比较敏感的行业来说，财务状况尤为重要。近几年，传统行业一直处于较为痛苦的挣扎之中。从上市公司的业绩看，钢铁、冶金、航运等行业的企业，经营压力大，亏损严重，有些甚至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所以，转型难还得咬牙转型，升级痛还得断臂升级。不主动升级转型，只能等死，只能等下一个经济周期的到来———但是，下一个周期绝不是“一切照旧”，而是以新的支柱产业为动力，不一定能让你起死回生。

　　创业板上市风光不再

　　屡亏损滑到退市边缘

　　作为第一批上市的28家创业板公司，宝德股份今年如果还不能扭亏，将面临直接退市的风险。而该公司自2009年上市之后的四个财务年度中，有三年净利润增速下滑。对于业绩下滑的原因，该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称，主要是公司产品销售对石油系统依赖较大，而几大石油公司采购量和策略都有所调整。此外，目前石油钻采协同也在从陆地面向海上。公司正在调整业务结构，转向海外市场，而这个过程较为漫长。中秋期间，宝德股份再次发布了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公告。公告称，因公司2012年、2013年连续两年亏损，若公司2014年度审计报告最终确定为亏损，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能暂停公司股票上市。

　　按照深交所新的规定，创业板不像主板和中小板，没有ST中转，连续亏损三年就将暂停上市。对企业似乎有点残酷，但是，少ST之类的过渡期，也少去了“壳”资源的爆炒。有进有出，才是资本市场的正常状态。企业亏损，或是内部管理出了问题，或是市场大环境发生变化，或是价格因素导致企业难以招架。无论是内因还是外因，持续不盈利难以面对股东，退市无可非议。对此，上市公司和投资者都要有心理准备。另据报道，天龙光电近日公告称，公司2012年度及2013年度连续两年亏损，公司2014年半年度亏损5388.46万元，预计2014年前三季度亏损3700万元-4200万元。若公司2014年度继续亏损，公司股票“天龙光电”将可能自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暂停上市。谁将成为创业板退市“第一股”?拭目以待。

　　国企高管拿高薪饱受争议

　　风险大小决定收入高低

　　据报道，2013年共有约320家国资背景的上市公司披露了薪酬。从这些央企的总经理一职来看，人均薪酬达77.3万元。而在沪深两市2013年发布年报的所有上市公司中，董、监、高管层平均年薪约为44.8万元。这意味着，各类国企总经理一职均薪超过A股高管平均值约32万元，大幅超过了2500余家上市公司平均水平。其中，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2012年和2013年分别取酬998万元和869.7万元，连年在上市央企中问鼎。一些国有企业虽然严重亏损，但高管层仍拿高薪。有媒体披露，招商轮船亏21亿元，但总经理薪酬照涨不误。

　　国企高管该拿多少钱?该怎么拿钱?这是个市场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合力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改革的基本原则，显示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以及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信心。其实，国企高管拿多少钱、怎么拿钱，说到底还是对国有企业怎么看的问题。从股权结构而言，国有企业不同于一般企业，很难说是真正的市场主体;国企高管也很难等同于市场经济中搏杀的企业家。我们经常看到，国有企业的高管来自于“官场”，有时候又回到“官场”，这种位置的转换，反映了国有企业的特殊性。总体上说，企业薪酬是与市场风险成正比的，没有承担应有的风险，高薪酬自然不被广泛认可。国有企业或是通过改革更像一般市场主体，或是角色转换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前者以效率决定高薪与否，后者风险较小收入似应更接近于“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