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錫進這個名字在輿論場上同《環球時報》緊緊連在一起，他在國內外有大量關注者，個人微博粉絲量達400萬。但點開微博評論和留言，非議、謾罵乃至人身攻擊比比皆是，這需要一個能夠承壓的心臟。兩年前，記者採訪過他，問過他對這些非議的看法，他笑答，“在互聯網這個輿論場裡，有正面的聲音就對應有負面的聲音存在，有正能量的東西，就一定有負情緒來消解它，多種聲音存在反映出我們社會的進步，也是‘復雜中國’的真實反應。”他從不在意這些謾罵，但也從未忘記身為媒體人的責任和擔當。他很不爽當下一種“潮流”——“輿論反對派”正在捏造一種“輿論時尚”——呲必中國，把罵國家當成一種時髦的事。對於這個問題，胡錫進有話要說說，2015年1月13日，記者到胡錫進辦公室，對他進行專訪。

　　一種聲音講不好中國故事

　　記者：這兩年，您提出了“復雜中國”理論，出版了《胡錫進論復雜中國》一書，您認為把中國說得特別好或者特別壞，都有失偏頗，都不符合實際，您為什麼要用“復雜”來概括當下中國。

　　胡錫進：《環球時報》一直在向世界講清一個復雜中國，任何事物都是毀譽參半的，如果你總自己夸自己，別人肯定會挑你毛病。如果媒體光談成就，問題就會由大眾去說，政府反而會陷入被動，處處受輿論嘲弄。而且，我們當下所面臨的現實本來就是復雜的。在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的總目標下，一個夢、兩個夢，無數個夢想都需要具體的解析，把夢想變為現實更需要正確的路徑。如何統籌，如何協調，如何兼顧，如何平衡，本身就是一個難題。絕對平均主義不行，貧富差距拉大也不行﹔隻熱衷GDP增長不行，忽視了發展速度也不行……從某一個局部上看，似乎都能理直氣壯講出一番正確的道理、合理的訴求，但換一個角度看問題，可能又有另一個說法。這就是現實的中國：充滿活力地向前發展，但也面臨著矛盾困擾和多難選擇。所以，我們覺得眼下這個中國是復雜的。

　　記者：剛剛召開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提出“主動精彩講好中國故事，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環球時報》開設英文版，在對外傳播做出了探索和努力。對外傳播中國，您的思想主旨是什麼?

　　胡錫進：我認為一種聲音是講不好中國故事的，好的方面要談，但也要直面問題，主動談問題，如果我們主流的聲音不談問題，回避問題，那麼，“輿論反對派”們，甚至別有用心的人就會拿問題炒作，我們不能把批評政府的權利留給惡意抹黑中國的人。去年青島發生持槍搶劫事件，當地警方第一時間在微博上發布案情，盡早澄清事實，沒有給不當想象留下空間。黨的十八大以來，整個輿論生態發生了變化，一個突出特點就是紙媒與網絡媒體的議題設置、觀點立場有很大契合，這說明我們主流媒體在直面社會問題上有了擔當，我認為這是一種進步。

　　在輿論喧嘩中看清真實的中國

　　記者：現在有一種輿論傾向，把替黨和國家說話的聲音叫成“五毛黨”“自干五”，因為《環球時報》的政治立場是“親黨親政府”，所以網上都說您是中國最大“五毛黨”，您認為媒體要不要有價值取向，應該設置怎樣的價值取向?

　　胡錫進：我不在意別人怎麼給我貼標簽。網上的輿論本來就不能代表真實的中國，甚至隻能成為了解中國的一個很小的窗口。在網上，你會看到很多激憤的聲音，但走上街頭，你跟路人聊天，會發現現在國人的心態沒有那麼非理智。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中國社會來到一個思想活躍期，這預示著某些不確定性。各種思想和主張正在激烈交鋒，它們背后一定存在利益驅動。在這個時候，需要有人能夠保持清醒，敢於擔當，在輿論的喧嘩中找准立場。作為一份時政類報紙，每天跟政治打交道，肯定有鮮明的立場，《環球時報》的立場就是維護最廣大人民的利益，維護中國與世界博弈中的國家利益。這是我們一向堅守的價值底線，在紛繁復雜的輿論場裡，如果一個媒體沒有穩固的價值觀，不用說發展，連站都站不穩。

　　我們每天追蹤著最新發生的重大事件寫評論，我要求寫下的每一句話都要對應事實，我認為第一要微觀真實，第二要宏觀真實。也就是說，要有事件細節的真實，還要有它在整個社會所處方位的真實。業界說我們親黨、親政府，是因為我們知道黨和政府與老百姓沒有那麼遠的距離，黨的利益就是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的利益就是黨的利益。

　　我們這麼多年一直堅持做政府和人民的溝通者，而不是破壞者，因為現在我們太不缺這樣的分裂了，你看看每天網上有多少聲音在罵政府，而彌合政府和人民的溝通，太少了。我們沒有過於糾結外界對我們這樣做的好惡，我們始終在分裂的“輿論場”上尋求更多的共識，尋求更多的相互理解和溝通。我們相信自己的工作有益於轉型中的中國社會，中國需要我們的這個視角，也需要我們的堅持。

　　復雜中國存在“最大公約數”

　　記者：復雜中國包含著不確定性，如何用這種復雜和不確定性來凝聚社會共識。

　　胡錫進：復雜的中國依然存在“最大公約數”。我們講復雜中國，背后有一個主線就是，作為執政黨，中國共產黨能夠駕馭復雜中國，有能力有擔當有智慧直面問題和解決問題。中國有腐敗問題，但我們不正看到中央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在解決這個問題嗎?中國是有污染問題，但我們不正看到APEC藍越來越多嗎?人們應該知道我們走到現在的位置是多麼不容易。中國的變化除了我們自身的感受，還可以從中國人的日子同西方人生活差距的不斷縮小看得非常清楚。中國已經走出近現代的低谷，向著更高的目標進發。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是與這片土地的命運息息相關，你可能會看到我們的國家有問題，而且有的問題還挺嚴重，也不是短時間可以解決的，但你罵她有用嗎?你的雙腳能離開這片土地嗎?既然你不能拋棄她，就要愛護她，成為國家的建設者。

　　記者：“呲必中國”，不僅在高校存在，在各個場合都有所反映，好像現在代表中國官方立場就要挨罵，您怎麼看“呲必中國”這個現象?

　　胡錫進：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愛國”成了一件敏感的事。特別在互聯網上，有人把愛國的正義性提出質疑。在懷疑主義盛行的時代，這種論調攪亂了輿論場，形成了一股詆毀愛國主義的邪氣。新世紀的中國在全世界被廣泛感知，在世界各地，中國因為發展快，機會多，有活力，而被羨慕甚至妒忌。強大的中國還招來可以理解的猜忌和防范。但有恨就有愛，愛她的就是我們。我們是中國人，出生在這塊土地上，我們就希望她好，這是很普通的情感。一些有政治謀算的人質疑愛國，他們的真正目的是要攻擊我們的黨和政府。

　　社會轉型期的中國，各種思潮激烈競爭，懷疑一切變得相當強勢。然而中華民族的一些思想及道德底線必須得到堅守，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愛國主義。有人說，我隻要我個人的自由和好日子，國之興衰與我何干?作為市井的一句牢騷，此話無對無錯，但如果人人都這樣想，誰還會成為這個國家的守衛者和建設者。上世紀90年代，我在《人民日報》任駐外記者，親身經歷體驗了蘇聯解體帶給東歐的變化，也親眼目睹了國家衰敗民生凋敝的現實。國家是保衛公民利益的最外部的一道屏障，國之大，歷史之長，唯有強大的國，才能保障人民的生活穩定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