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管这一大批工矿企业的领导都是上级派来的。他们凭借着党政工作经验、政治水平与工作能力领导企业,缺乏管理生产的经验,李华说:“包括局领导在内,大家都要边干边学,在干中学,团结依靠老工人和技术干部。”事后,大批领导干部成了内行,有的还当了模范厂长,如沈阳冶炼厂厂长赵岚、副厂长陈健,报纸上表扬他们学会了配料技术。当时李华指出,有色金属工业领导工作把重点应放在矿山工作上。
东北解放后,党在东北地区的中心任务是集中力量尽快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为解放全中国和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打下良好基础,东北是当时唯一具有比较完整的现代大工业基础的根据地。由于战争的影响和敌人破坏,几乎所有工业都陷于瘫痪,设备残缺、人员流散、矿井被淹、坑道坍塌,还受到停电、煤矿停产、交通中断的影响,给恢复工作带来万分的困难。有色金属的矿厂虽然破坏严重,但在局长李华的带领下,不分昼夜地跑矿山、工厂,调水泵排水,调坑木恢复井下巷道, 组织流散职工回矿,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在1949年内恢复了生产。苏家屯加工厂原是两个既小又破的厂,1949年有色局正式下令将两个小厂合并,将设备集中到苏家屯成立了有色金属加工厂。沈阳冶炼厂也将淘汰的烧结锅真吹炉改造为烧结机鼓风炉流程。沈阳选矿药剂厂是在接受后才生产出选矿用黄药。
1950年全国展开了镇压反革命活动,有色局也按指示,对各厂矿做了部署。这一运动在东北厂矿中取得了胜利,挖出了隐患,纯洁了职工队伍,为顺利生产创造了条件。从1951年开始,按中央指示又展开了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通过运动挖出一批贪污分子,揭发出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进一步促进了职工队伍的纯洁。在恢复工矿企业的基础上,李华和主管计划矿山工作的苑子纪副局长多次谈到要改变不顾工人死活的恶劣劳动条件,首当其冲的是井下工人干打眼作业。为了体会干打眼的危害,我在夹皮沟立三线坑口的掌面,在技术员的协助下进行了从打眼、装药、爆破、运搬的全过程,掌面的粉尘从头到脚洒满全身,长久下去,不得矽肺病才怪呢。有了这个体会后,深深感到急需改造干打眼的必要。向李华、苑子纪汇报后,他们立即号召在全局推广湿式打眼。可是改变一个习惯做法谈何容易,除了需要在条件上准备外,还要和习惯势力做斗争。经过反复做工作这项工作逐渐得到了推广。
在发展矿山生产上,李华同志还特别重视地质工作,因矿井被敌人掠夺式开采,所剩下可采矿量都不多了,因此必须抓紧地质勘探工作,以应生产急需。东北解放初期,没有成熟的地质人员,李华很注意发挥留用的日本地质学家仓正夫的作用。1948年11月在夹皮沟开办地质训练班,半天讲课半天实习,这样培训了一批地质人员。李华和我也随同一起下井去学习,了解地质成矿原理和找矿标志,以利于指导工作。为了加强对矿山地质工作的领导,在局里设立了地质处。李华经常与有关干部和地质人员研讨工作,制定地质勘探计划,并亲自到矿山调查。要搞好地质工作,还必须培养一支地质工作队伍。李华同志依靠老工人收集伪满时期6 台废旧钻机修复使用,成立了钻探队,又在夹皮沟、清源、长春等地举办短期培训班,培训了近500名钻探工人。
新中国成立前夕,东北有色金属地质队伍已发展到近千人。1951年又建立了物探队,经过两三年的地质调查勘探工作,基本解除了东北地区有色金属矿山资源的危机,找到了新的储量,为维持矿山持续生产做出了贡献,并为今后全国有色金属地质工作打下了基础。当时矿山地质探矿手段主要是靠巷道掘进,为提高掘进速度,李华同志从1952年起组织开展矿与矿之间的快速掘进竞赛活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凿岩台班效率。华铜矿长路光、石嘴子矿长高鹏响应李华局长的号召,组织强有力的工人掘进队,分别创造了月进尺 210 米和231米的新纪录,李华同志于同年7月分别召开了快速掘进、快速浮选先进经验推广交流会,全面推广石嘴子铜矿陈顺快速掘进队(月掘进231米)和清源选矿厂的快速浮选经验,推动了全局矿山工作。
随着矿山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加强管理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李华和苑子纪决定,首先建立和健全各矿山生产调度制度,24小时有人管生产;其次是加强了交接班制度和派班制度,召开班前后会,强化指挥系统。生产经营中,巷道掘进、采矿出矿、材料消耗等都有了定额,并按定额标准进行考核。这对提高采掘作业效率, 降低原材料消耗都起到良好作用。他们还指定矿山处组织技术力量修订了矿山《采矿规程》、《选矿规程》、《安全规程》等,这些都使得东北有色金属矿山的生产管理和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东北解放时,各矿十分缺乏各方面的技术人才。当时大专院校才复课,远水不解近渴。李华同志决定在夹皮沟,后在青城子开办短期训练班,有地质、测量、采矿、选矿、机械、化验等班,由留用的日本技术人员讲课,培养了一批技术干部以应急需,后来苏联专家来了,李华同志又组织我们陪同学习。1951年9月,有色局选派苑子纪、我、粟德萃、李东英、孙瑞颚等共81人,一起到苏联实习。东北地区有色金属工业通过1948~1952年恢复和发展生产,工矿企业的数量和产品品种都大大超过从前,为新中国建立后提供了有色金属工业发展的基础。1952年,根据中央领导指示,李华带领穆毅、焦永旭等一批技术人员到云南东川考察,在交通十分困难的地段骑马、徒步走到东川,他们战胜了疾病,完成了考察任务。他们还去了交通同样困难的易门铜业和会泽铅锌矿,回来写的报告受到领导的重视,为开发东川铜矿提供了依据。1952年,李华担任刚成立的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第一副局长,主持编制有色金属工业第一个5年发展计划。由于3年恢复生产任务已经完成,按中央领导提出的“把重点转到基本建设上来”的指示。
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适时提出:“把指导思想和工作重点从生产转到基本建设上来”,重工业部进行了机构改组,取消有色金属工业局,建立基本建设最重要的环节———有色冶金设计总院,沈阳铝镁设计院,长沙、兰州、南昌等有色冶金设计院,主管全国有色冶金设计项目,包括配合156项苏援的13项有色冶金项目。1955年,建院时的领导人是院长李华,副院长是孙鸿儒、陈健、我、王永修、江风和吴际霖。有色总院聘请了十多位苏联专家,有色设计总院和各分院包揽了全部国家的设计项目,成为了全部建设项目的龙头。
1958年,虽然李华离开了设计院,但他又在1964年回到冶金部抓有色金属生产,直到文革后他担任冶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时,始终主管有色金属工业。
30多年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很多企业都留下了李华同志的足迹,很多工程建设方案都凝聚着他的智慧,为了恢复和整顿被破坏的有色金属工业,他不顾年老多病,以加倍的热情和惊人的斗志不分昼夜地工作。1981年,在我看望他时,他在病床上的最后时刻还惦记着有色金属工业的生产建设情况。李华同志对发展有色金属工业充满激情,有高度的责任心,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人耿直,从不阿谀奉承,他爱憎分明,对同志对干部严格要求,又十分关心爱护。出了问题,敢于承担责任,保护同志。他思维敏捷,记忆力强,听报告不用笔记,讲话不用提纲,但说起话来条理分明,在工作上有时也会冲动发脾气,这些大家都了解,并不介意。虽然李华同志做人低调,从不宣扬自己的经历和为有色事业所做的贡献,有些事连他子女亲属都不是很了解。但是,对这样一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奠基人,我们有色人绝不能忘却,我们要纪念和传承他们的精神,这是未来有色金属工业发展之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