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2009年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已经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中脱颖而出，经济增长速度在2009年全年逐渐加速，演绎出一个强劲的V型复苏。四个季度的同比增长率分别为6.2％、7.9％、9.1％和10.7％，全年平均8.7％，显著超过年度目标。

　　在2009年如此强力复苏的基础上预测2010年的增长速度，如果经济刺激计划力度不减甚至还有所加大，那么今年一二季度一定会看到一些过热的苗头。如果宏观调控部门现在还不早作准备、提前行动，那么等到经济过热发生以后，恐怕会被迫猛踩刹车。果真如此，其结果必然是下半年经济减速的幅度超过预期，中国经济将进入又一次V型探底。

　　通胀日益临近

　　2008年底启动的经济刺激计划释放出来的巨大动力主要来自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底，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27.7％，超出年初预定指标10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同比增长32.4％，增速比2008年加快23.3个百分点，是15年来的最高水平，支撑着物价快速上升。

　　宽松货币政策的副作用其实早就显现了出来，那就是资产泡沫。不过宏观调控部门应对资产泡沫的策略不是少服用一些宽松货币政策这剂猛药，而是再开其它药方、吃更多的药。在股票市场上，2009年中开始启动的抑制股价上涨的主要办法是分流资金、增加股票供给。具体措施包括开设创业板、增加新股发行和再融资等。在房地产市场上，2009年底开始启动的抑制泡沫措施包括提高抵押贷款的首付比例、严控第二套放贷、清理开发商囤积的土地等。

　　上述措施不仅可以在短期内起到抑制泡沫的作用，其中包含的一些制度转变还具有长期的积极意义。不过，如果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不变，泡沫最终还是会被吹大的。商业银行抓住了取消额度控制的时间窗口，努力发放贷款、扩大市场份额，在2009年发放了10.52万亿元本外币贷款，同比多发放5.54万亿元，导致国有大中型企业资金过度充裕。估计其中有2万亿元左右没有及时、合理地使用。所以，如果2010年度商业银行的人民币贷款新增7.5万亿元，表面上看似乎同比只增长了18.75％，但是实际上增长的上限却高达25％。因此，就目前公开的贷款增长计划来看，2010年的货币政策还是很宽松。

　　如果宽松货币政策不因资产价格泡沫而改变，那么就只会因通货膨胀而改变了。从2009年底的数字来看，尽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全年同比下降了0.7％，但是上涨的速度已经不容小觑。CPI在去年11月份才由负转正，当月同比仅增长0.6％，到12月份，该指数同比已上升到1.9％。显示真实的通胀正在靠近，而不仅仅是预期。

　　通胀比失业更加危害稳定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以维持社会和谐与稳定为首要目标，这一点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改变。在2009年，近在眼前的危害稳定的因素仅有低增长导致的高失业一个。因此，虽然深受危机打击，但是经济决策则相对简单：只踩油门就可以了，不必顾及刹车。进入2010年之后，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稳固的同时，通货膨胀又日益临近，导致宏观经济决策在踩油门和踩刹车之间左右为难。

　　通胀比失业更加有害于稳定。失业只会导致一部分人的生存状态恶化，而且这个不和谐因素还可以通过送温暖等多种行动和政策暂时缓解。但是通胀却可能导致全民不满，而且，即使是暂时的补偿，政府也力所不及。因此，通胀破坏和谐的能力远非失业可比。如果决策者也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宏观经济政策对通胀的反应一定比对失业更加灵敏。所以，当通胀真正来临的时候，经济政策从“保增长”过渡到“防通胀”的速度可能比当前的预期要快。

　　说到底，对于经济政策的决策者来说，启动经济刺激计划犹如参与一场赌局。这场赌局的标的是：经济真实复苏和通货膨胀，哪一个先来。如果经济复苏先来，之后还有时间提前应对通胀，那么决策者大获全胜；如果通货膨胀来临的时候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那么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可选空间将越来越狭窄。

　　从博弈的理性来说，无论当前中国经济的V型复苏是否真实、复苏的基础是否稳固，决策者都到了退出这场赌局的时候。即使当前的复苏只是表面现象、复苏的基础尚不稳固，如果继续赌下去，除了让通胀来得更快更猛之外，不太可能收到别的效果。

　　从宏观经济稳定的角度来说，既然通胀正在临近，从“保增长”到“防通胀”的转变已经无法避免，那么还是早一点作出转变的决定更好。如果这个转变早一点发生，那么转变过程可以慢而缓和，对经济的震动也会比较小。如果等到不得不转变的最后一刻才行动，那么“急刹车”和“硬着陆”将不可避免。

　　货币政策退回到90年代早期

　　在1995年以前，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与宏观调控目标完全一致：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但是，追求多目标降低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导致货币政策顾此失彼。当时的央行（银监会尚未从央行分离）几乎从未完成过使命，总是受到指责与批评。

　　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将货币政策目标都被限定为“保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第三条）。这一条在2003年的修订版中被完整保留下来。它的含义很清晰：首先，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不包括在货币政策目标之内；其次，货币政策的“双目标”并不具有同等的地位：保持币值是直接目标，促进增长是间接目标。

　　然而当前的货币政策目标正在回到1995年以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在2009年12月22日中国金融学会主办的 “中国金融论坛”上，一改顾左右而言他的习惯，畅谈货币政策目标和货币政策工具箱。他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应该是多目标的，目前实际采用的“四大目标综合平衡”做法是合适的；货币政策工具多多益善，有些工具即使现在不用，也应该保留下来以备不时之需。

　　诚然，转轨过程中特殊的经济体制要求中央银行制订适应性的货币政策、运用转轨性的货币政策工具。正确的方向是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而不是让先行一步的货币政策体系退回来适应现行金融体制。

　　满满的工具箱并不能保证人民银行实现货币政策目标。首先，多目标之间必然会出现不相容的情况。例如，通胀和失业在短期此消彼长（菲利普斯曲线），货币政策必然顾此失彼。其次，转轨体制中的制度缺陷会使货币政策在某些情况下失效。例如保罗·克鲁格曼指出，在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三者之中，至少要放弃一个，即所谓“不可能的三合一（impossible trinity）”。中国不情愿让汇率自由浮动，又不能重新闭关锁国从而管住跨国资本进出，因此实际上放弃了独立的货币政策，导致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松紧直接影响到中国国内的流动性，中国领导人公开要求美联储而不是人民银行管理好货币。（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