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中国政府今年的目标应该是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前景变得扑朔迷离。悲观者开始转而担忧“滞胀”(即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甚至通缩。但是，目前看来，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仍然是通胀，而不是滞胀或通缩。

　　我们不必罗列也许大多数人都不相信的CPI数据，单纯从10多个省份开始上调最低工资以及部分企业开始大幅度涨工资，就可以证明通货膨胀已经来临。

　　值得一提的是，工资上涨并不意味着会加剧通货膨胀，工资上涨是通货膨胀的结果而非原因。不管是经济学教科书中，还是媒体上，我们经常会发现“工资─物价”螺旋式上涨的表述，这种表述就是认定工资上涨是通货膨胀的原因，即工资上涨会形成所谓“成本推动型通胀”。但是，许多经济学家研究发现，虽然工资上涨和通货膨胀具有极强的相关性，但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

　　首先，如果工资上涨是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带动的，那么企业就不必提高产品价格，也就不会带来通货膨胀压力，这时候企业相当于用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消化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其次，即使工资上涨幅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幅，或者说单位产出劳动成本上升，侵蚀了企业利润，但企业在竞争压力下，也不一定会立即选择提高产品价格，否则会降低市场占有率。

　　最后，如果说工资上涨会导致企业提价，继而工资继续上涨企业继续提价，那么工资为什么会率先开始上涨呢?许多经济学家发现，工资率先开始上涨背后的原因在于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期间企业开始提价，利润增加，工人也有了与企业讨价还价的筹码，要求分享一部分企业利润的增长。至于通货膨胀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不得不相信，通货膨胀最终是一个货币现象，也就是流通的货币相对于社会的商品量过多。因此，工资上涨是一个滞后指标，而不是先行指标，它意味着通货膨胀已经来临，而不意味着一定会加剧通货膨胀，是否会出现通货膨胀还是要从货币源头上找原因。

　　中国2009年释放出了9.6万亿元的天量新增贷款，同比增长了几乎一倍，但是在2009年没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主要在于部分新增贷款处于“非流通”的状态，趴在银行的存款账户上，而且当时由于出口受阻还存在产能过剩，可流通的货币相对于商品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多。随着出口在2009年中期后的复苏，产能过剩的压力开始减小，由于企业和地方政府在分步骤地使用信贷资金，并没有在2009年毕其功于一役，那些“非流通”的货币也开始渐渐流通起来。

　　虽然目前欧洲债务危机蔓延，但并不会带来再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即使导致全球复苏进程缓慢，导致中国出口受到影响，随着中国区域经济平衡战略和新兴产业振兴战略的实施，也会支撑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因此，2010年中国面临的通胀风险虽然会因为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有所缓和，仍然要比2009年大得多。

　　这同时意味着中国并不会出现所谓“滞胀”。滞胀是一种罕见的经济现象，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之所以同时发生，是政府为了保证充分就业，长期推行赤字财政，而为了弥补财政赤字，一方面政府不断提高税率，另一方面通过增发货币稀释赤字，长此以往，前者容易导致经济停滞，后者容易导致通货膨胀，而且恶性通货膨胀本身也会导致经济停滞，从而让宏观经济政策进退两难。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滞胀时期经济增长常常是零增长或负增长，而通货膨胀往往达到了两位数。

　　可以看出，即使目前中国似乎出现了经济增速下滑和通货膨胀上升的趋势，也并非理论意义上的滞胀，一方面是因为2009年经济增速和通货膨胀基数不同，去年经济增速逐步上升，而通货膨胀先抑后扬;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抑制经济过热的宏观经济政策效果显现，如果延续下去，通货膨胀也会随即回落或缓和，至少不会出现两位数的恶性通货膨胀。而且，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容易引起滞胀的地方政府债务以及企业税负过重的问题，已经在从注重有效需求的凯恩斯主义转向旨在增加供给的“里根经济学”，最关键的是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保证了短期内经济增长不可能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

　　至于通缩倒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但这是其他经济体而不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通缩的机理与通胀相反，即流动的货币相对社会的商品量过少，美国和欧元区国家虽然也积极救市，但由于银行去杠杆化过程中的惜贷情结，导致信用创造不像中国这么轰轰烈烈，从而实体经济复苏也比较缓慢，美国和欧元区国家的CPI同比增速也仅在2%左右。

　　总之，发达国家可能面临着一定的通缩风险，但发展中国家由于在金融危机期间受伤较轻但抢救过重存在着通胀风险和资产价格泡沫风险，这也是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国都先后加息的原因所在。中国政府也应该给市场明确的政策紧缩信号，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四处堵窟窿防止资金炒作，资金之所以四处炒作只是负利率下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