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局公布的4月份物价指数（CPI）为2.8%，创出18个月以来的新高。农产品开始涨价、工人工资上升，原材料涨价，超市中很多百姓生活用品都普遍出现价格上涨。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动力似乎在减弱，月初公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已经显示出征兆。另一方面，物价指数仍偏高，虽然国家统计局表示通胀在可以控制范围，但市场和投行对全年通胀预期早超过了3%。4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从3月份的18.1%降至17.8%，目前，整个宏观经济呈现出一种不正常的经济结构失调的问题，从某个角度而言，我们的宏观经济可能存在一种经济“滞胀”的苗头的风险，必须要引起我们警惕。
滞胀，通俗的说就是指物价上升，但经济停滞不前。它是通货膨胀长期发展的结果。货币供给量的快速增长和信用的过度膨胀必然引起通货膨胀的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仍然采用扩大赤字的方式来刺激需求，就无异于用通货膨胀来实现充分就业。温和的通货膨胀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然而通货膨胀超过一定 界限就会演变成恶性通货膨胀，使货币的实际购买力降低，税率也随之膨胀，严重影响个人劳动和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导致生产和生产率的降低。这样，经济滞胀发生了，进一步说，是“胀”引发了“滞”。
就整个美国在二战后到里根政府之前的经济管理思维而言，其导致滞胀的管理思维是：以大投入为经济杠杆的切入点，较高的财政投入、高税收，稳定的发展速度、稳定就业，较低的通胀水平。但是这样的经济管理思维，由于其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一厢情愿基础上的，没有考虑到区域经济的资源禀赋有限性制约、没有预计到不同政策的时间迟滞效应，没有事先考虑到社会民生、经济传导效应双向作用的结果，因此没有办法完成一个既定的经济发展模型，最终恰恰否定了宏观经济的内在的、客观存在的“传导效应”（如“拉弗曲线”：高税收导致企业开工意愿下降，高投入未必就有持续的高增长，有投资未必有消费，有巨额投资未必就产生持续的工作岗位就业机会，贸易市场持续低迷导致投机市场进一步加剧）。
1969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5.9%，是20世纪60年代的最高点。为抑制物价 上涨，尼克松政府采 取紧缩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财政收支略有盈余，货币发行量降低，但这随即引起实际社会利率上升， 投资乏力，经济衰退。至1970年，美国国内失业率达到5.6％，经济增长率也降到0.1%，经济发展停滞。另外高税 率严重挫伤劳动热情，缩减个人和企业储蓄。储蓄缩减，将首先导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又 会使企业投资萎缩，投资萎缩必然导致生产率和生产的停滞，出现供给不足。在这种情况下 ，再加上人为的刺激需求，必然加剧通货膨胀，而这又会使投资进一步萎缩，抑制产出增长 ，经济更加萧条。在此之后，尼克松转而放弃了紧缩性政策，实行扩张性政策以刺 激经济增长，但此时的扩张性经济政策非但没有解决低增长和高失业，反而加剧了原先的通 货膨胀。而美国当时的投机资本却大量在写字楼、油轮等领域进行投机。非贸易市场的继续高温，又进一步加剧了贸易品市场的持续衰退，加剧的资本流向的错误激励，诱发宏观经济各个指标继续恶化，最终导致美国宏观经济几乎崩溃的事实。
1978年，里根就通过自己的政治经纪人约翰?西尔斯接受了供给学派经济理论，彻底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思维，逐渐确立了减税这一首要的经济政策主张。供给学派认为，滞胀完全是需求管理证策造成的后果； 社会产出是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直接结果，应主要通过减税来刺激生产要素的投 入，而不能靠政府的赤字财政刺激需求来推动经济增长；完全竞争才是市场经济的特性，应 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自身调节作用，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行为。
反观现代中国的宏观经济，很多地方存在一些和美国70年代初期雷同的苗头，以下就70年代的美国经济参数和当代中国宏观经济做一对比：

       宏观经济是源于西方的社会科学，但是好比是中国的中医理论中一个人的阴阳平衡理论，其内在的、错综复杂的传导作用恰恰好比是人体的内在调节作用。纵观美国在60-70年代（里根执政之前）的宏观经济事实，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明显得问题：美国政府用一个错误的管理思维，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构建一个错误的、子虚乌有的宏观经济模型。就中医理论而言，如果将美国经济作为一个人体的阴阳平衡，将宏观经济市场比喻为人体，各个经济指标比喻为人体健康指标，美国政府当时错误的以为只要持续的给美国经济吃补药（投资），就可以改变整个宏观经济体系的各项指标。实际上事与愿违，最终的结果是阴阳不平衡，先阳盛阴衰，后阳衰阴衰。其阴阳调和的实际关键因素就是“市场内在的经济传导机制”。里根政府上台之后，就是接受了供给学派的理论。
      就西方经济学传统理论而言，目前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参数整体体现出不稳定，2010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经过初步核算，2010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80577亿元，同比增长11.9%（2009年一季度GDP增长6.1%，二季度增长7.9%，三季度增长8.9%，四季度增长为10.7%，），表现出的是一种投资拉动的“甲状腺亢进”，由于存在投资效应的时间迟滞，其增长过度的依赖前期的投资拉动作用。就经济周期发展而言，经济过快的增速的背后是增长曲线的大方差，增速方差过大的必然结果是经济快速回落。也就是说4万亿的投资刺激力度在短期内发生作用的力度太大了。但是上述4万亿的投资，在转化为实际消费方面效率不高，同时这种突然性的投资会有“昙花一现”的幻觉，突然地繁荣过后，会出现突然地经济衰退。同时由于大量的投资，其实际拉动的产业是房地产等“非贸易产业”（不动产、餐饮业等），对于中国的贸易品领域的产业簇群的拉动不明显。经济发展必定依赖于各个行业的均衡增长，当某些领域站长过快，而另外一些领域停滞的时候，由于资本的规模限制，其他行业的虚幻的繁荣会很快结束。同时我们的宏观经济有这样一种可以预期的风险：从货币供需平衡角度而言，在某一时间区间大量的货币供给，由于商品生产市场存在制约因素，不可能和货币同步产生相同价值的财富，那么通胀将不期而至。同时由于商品通货膨胀，导致整个宏观经济的货币供应区域供不应求，有反过来促使货币的市场价格上升（民间利息上涨），银行贷款困难。银行贷款困难导致企业的融资速度下降，传导到企业财务运营领域，资金周转时间延长，导致企业的税后收益减少。同时由于大量投资，造成企业的税收加重，进一步刺激企业的停产、瘦身规模经营。企业的经营规模萎缩，导致企业裁员，失业率上升，则有导致消费市场萎缩，抑制的经济的增长，又导致的经济的停滞问题，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投资无法有效转化为消费的趋势。关于这一点和美国70年代的宏观经济十分类似。
       就贸易品市场和非贸易市场（房地产、餐饮业等行业）均衡发展而言，《发展经济学》启示我们，单一的一个市场的发展必然依赖两个市场之间的平衡发展，其中任何单一市场的过度繁荣，由于另外一个市场无法提供相应的支撑，其结果是快速的衰退。在一份财政部对一季度税收收入的详细分析中，今年上半年前五个月全国财政收入3547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8362亿元，增长30.8%。增收快速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营业税、契税等几个税种均与房地产市场繁荣有关，如营业税增长41%，其中房地产行业营业税增幅118%。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当前经济结构过的依赖于非贸易市场的不合理格局。同时就《宏观经济学》而言，单一的一个经济指数，不是我们目标的终点，我们的经济管理目标是“宏观经济一揽子参数的内在均衡、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由于资本存在逐利性，不同的盈利预期导致不同的资本流向。其资本流动的本身不会考虑是否属于“合理的、帕累托最优的管理路径”，因此不论通胀，还是经济停滞，一旦纵容资本的趋利性流动，往往会破坏整个社会宏观经济的资源配置，其共同特点是在谋求经济不同参数均衡方面存在明显的弊端。
       滞胀，从经济资源配置角度而言是不同资源之间的“阴阳不调”，从经济发展周期角度而言其原因是：经济增长速度曲线的方差失控；从货币供需平衡角度而言，是因为货币供给短期增速过快导致的“就业、商品供需平衡市场失衡、错误心理预期”；从经济发展的“连续时间序列”角度观察，是因为过度追求短期经济个别参数，而忽视了长期的经济体系的内在均衡。清人赵藩说:“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2010年我们宏观经济的经济参数体系错综复杂，审视很重要，深思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