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到今年已经是第三届了,这一中日间的对话机制是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4月访日时与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商定启动的。2007年11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参加东亚峰会期间,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举行会晤。两国领导人共同确认,首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于当年12月1日举行。中日双方的高层经济对话是继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后,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之间第二个高级别的双边经济对话机制。

　　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的主要任务为:一是交流两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政策,加深相互了解;二是协调跨部门经济合作事宜,探讨合作中相互关切的重大问题;三是加强在重大地区及国际经济问题上的政策沟通,促进两国更广泛领域的合作。

　　2007年12月1日,首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次对话中,中日双方的领导人都对这一对话机制表示了积极肯定。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作为中方代表团团长在发言中说,中日双方的大臣部长们聚集在一起,开展对话,各抒己见,坦诚相见。希望通过充分的交流,取得良好的结果。日方代表团团长高村正彦外相说,国际社会对首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十分关注,通过我们实质性的对话,一定会取得成功。对话的成果将传向全世界。

　　首次对话以“合作共赢和协调发展”为主题,重点围绕加强宏观经济政策交流、加强节能环保合作、加强贸易投资合作、加强多边和区域经济合作四大领域展开讨论。

　　首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对于中日双方提升经济合作水平,构筑战略互惠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中日双方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日本拥有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实力,而中国则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中日邦交正常化35年来,双边经贸合作发展迅速,已由单纯货物贸易往来发展为货物与服务贸易、相互投资、技术合作并举的全方位、深层次合作,形成了互惠互补、互利共赢的良好合作局面。

　　同时,中日之间也存在着例如日本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部分中国实体被列入日本“出口管制外国最终用户名单”等问题,通过这一对话机制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第二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于2009年6月7日在日本东京举行。按照中日两国当初设立这一对话机制的设想,这一对话应该是一年一次,分别在两国举行。这次对话原定于2008年底举行,但由于全球经济危机而推迟至2009年,距离上次对话的2007年12月已过去约一年半之余。

　　尽管此次对话由于客观原因而推迟,但在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仍未见底、中日两国所受负面影响仍在持续的大背景下举行,更加凸显这两个GDP总量占到全球15％的经济大国应对寒流、“抱团取暖”的主动性、自觉性,以及双方携手推动本国及全球经济尽快复苏的决心和信心。

　　相比于2007年底在北京举行的首次对话,这次对话延续了其规格较高、阵容豪华的特点。中方由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领衔,日方则由外相中曾根宏文牵头。在内容上也与首次对话实现了延续和对接。贸易投资合作、环境与能源合作以及地区和国际问题等,是两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的共同议题,充分显示出这一对话机制的“战略经济”主旨和内涵,也预示着相关内容将成为今后继续对话的延续性议题。

　　携手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力促本国和全球经济复苏,无疑是第二次对话的最重要议题,也是其吸引全球目光的“亮点”所在。面对空前危机,中日两国都出台了巨额经济刺激计划,各自分头落实和强化合作。这次东京对话,两国形成了共同反对保护主义、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特别是推动东亚及亚太区域金融合作等重要共识,这些共识和努力,对于鼓舞东亚邻国迎战危机的斗志,重振亚洲乃至全球经济信心,无疑意义重大。

　　在第二次对话中还有以下几方面的“亮点”。一是通过更多的实质性合作成果来彰显各自诚意、提升互信程度。这次对话,除了在改善投资贸易政策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之外,还就金融、知识产权、流通物流、信息通信、农业、产品安全、防灾减灾等多个领域的合作进行了广泛交流,签署了10个备忘录和多个正式合作文件,实质性成果超过了首次对话。

　　二是对话内容已从“战略经济”延伸到包括双边人员交流、地区安全等在内的政治领域。此次对话签署了中日人才奖学金等教育合作和人员交流的正式文件,还签署了《关于建立“中日青年经济领袖对话机制”的备忘录》,以继续推进两国青年交流。

　　此外,在第二次的对话中,双方还首次就第三国开发援助问题深入交流并搭建合作框架,这对于防止和遏制双方在这一领域的恶性竞争、加深彼此的理解和互信,意义尤为重大。

　　当然,此次对话也有涉及到双方分歧的部分,如对于中国决定实施的信息安全产品强制认证制度一事、关于东海油气田共同开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