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结构调整年。从已经过去的大半年时间看，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增强，而且，对金融业存在着明显的融资依赖。那么，为了确保金融为调结构提供更好的支持，我国相应的金融政策也需要及时跟进和调整。

　　目前要加快结构调整步伐近些年来，我国的重化工业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土地、淡水、矿产和能源等战略资源的保障和生态环境产生了持续压力，节能减排任重道远；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和低消耗、低排放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滞后，现代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经济结构性矛盾凸显；农业基础仍很脆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没有得到遏制，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区域经济差距继续拉大，区域协调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经济全球化发展对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新的压力。我们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就必须下大气力调结构。

　　还有，当前的中美战略博弈也促使我国经济结构必须加快调整。过去，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模式。在后危机时期，这种增长方式不仅受到了冲击，而且因其消耗资源，造成环境污染，其最终结果只能是降低增长效率，而且更容易引发贸易摩擦和社会危机。当前，中美之间经贸关系冲突不断，美国几乎用尽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所有手段，而且动辄以征收“碳关税”名义对我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而且，今年以来，美国又连续不断施压人民币升值。由此看来，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建立内外平衡的开放式经济体，已成为当务之急。

　　金融政策对调结构形成支撑首先，金融政策为金融业运行提供正确指引。一般而言，金融政策是央行为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而采用各种方式调节货币、信贷、利率和汇率水平，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各种方针和措施的总称。所以，金融政策的内容就包括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其中，货币政策及其目标是金融政策的核心内容，其他政策都是为实现货币政策及其目标服务的。在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央行通过调整包括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等货币政策工具，以达到稳定币值和金融秩序，进而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可以说，科学且完善的金融政策会使金融业发展具有明晰的方向和目标，从而增强金融业发展的预见性、主动性和实效性，有利于加快金融发展的进程，降低金融机构的成本，增加金融机构的收益。也可以给社会公众相对确定的政策预期，从而有利于维护国家的金融稳定。

　　其次，经济结构调整对金融政策存在“路径”依赖。因为金融政策效应，只有通过金融机构的贯彻执行才能得以体现；而经济结构调整又依赖于金融机构的支持。一是金融机构能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二是金融机构能积极支持改善民生，切实促进消费增长与结构优化。三是金融机构能把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性作为重要战略，大力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四是农村金融业发展可以切实转变农村落后的经济发展方式与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通过金融业推动以城带乡和以工促农，促进资金向农村地区流动，推动金融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加快构建和完善以生产销售、科技信息和金融服务为主体的农村生产生活服务体系。

　　积极制定适宜的金融政策首先，继续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今年剩下的时间，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个政策主基调绝不能变。还要根据新形势新情况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重点，加强流动性管理，促进货币信贷合理增长，支持经济结构调整。

　　其次，积极推行“均衡放贷”、“绿色信贷”以及“差别化房地产信贷”等信贷政策。切实把握好信贷投放节奏，尽量使贷款保持均衡，防止季度之间、月底之间异常波动。更重要的是要调整信贷结构，将信贷资金重点支持在建、续建重点建设项目，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高档宾馆、别墅、高档写字楼和国际会展中心等建设项目的贷款投放；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环保等低碳产业的发展，支持“三农”、中小企业、助学、就业等薄弱环节；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

　　再次，认真探索“相对适宜”的利率政策。央行根据货币政策实施的需要，适时运用利率政策工具，对利率水平和利率结构进行调整，进而影响社会资金供求状况，实现货币政策的既定目标。综合当前国内外复杂的经济情况，我国央行可考虑主要依靠法定准备金率、央票发行以及正回购等数量型政策工具，暂时搁置利率政策这种价格型政策工具。

　　还有，继续保持“基本稳定”的汇率政策。我们知道，去年以来，我国的汇率政策是为适应全球经济全面衰退的特殊环境而制定的“人民币钉住美元”的非常规政策。今年6月19日，央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总体而言，今年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应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但要逐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让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起决定作用，从而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提供良好的汇率政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