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陆续看了一些预测明年经济走向的报告。有些分析比较透彻，有些则带有热捧的味道，与实情有一定距离。比如，有机构认为，明年中国经济有望达到 10.0%的增长水平，而联合国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称，明年中国经济会有8.8%的成长。另外，据中国国家信息中心预测，如果平顺的话，明年中国经济则会有8.5%的增长。

    细看这些报告，虽说各有各的看法，依据也不相同，但由于中国特殊的体制与机制关系，在观察明年经济走向时，有三个因素可能被有些分析人士忽略了，而正是这些因素对明年的经济走向会有明显影响，使政策调整的空间变得更为狭小，经济增长的难度加大。那么，是哪三大因素呢？一是政策周期，二是政策效应，三是政策变化的现实条件与经济增长的现实基础。

    首先来看政策周期。明年是“十一五”最后一年，也是为“十二五”做准备的关键之年。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维护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使“十一五”能够圆满收官，将是明年经济工作的潜在要求。为此，在最近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有定调，这就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根据新形势、新情况，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由这一点来看，明年 “维稳”将是经济运行的底色。

    其次来看政策效应问题。基于“维稳”需要，明年的经济盘子免不了会对先前的刺激计划做后续性安排。但是，如何评估先前的刺激政策？其后续工作又将如何展开？在当前形势下，这都是很棘手的问题。比如，今年新上的一些大项目，不可能在明年就偃旗息鼓，需要有后续动作跟上，才不至于成为半拉子工程。因此，如何让先前的刺激政策平滑过渡、柔性转弯，将是一大考验。

    再次来看政策变化的现实条件与经济增长的现实基础。其他因素不说，仅就 “三驾马车”投资、消费与出口来讲，从当前的运行状况以及延续到明年的发展趋势看，都对明年的政策变化与增长速度构成了明显的抑制。

    从政策层面看，基于当前的内外部形势，宏观政策不管做怎样的调整，都有困难。一方面，出于政策周期和政策效应的考虑，“维稳”是最现实的要求；另一方面，从外部看，一则外贸环境发生了变化，二则由于低碳经济的兴起，对增长方式的要求也发生了改变。从内部看，一则结构性矛盾已经发展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二则内生性增长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在这种情况下，最稳妥的选择，就是留出一个政策空窗期。这就是现在的政策处境。

    而从经济增长的层面看，也需要有一个平滑柔顺的发展过渡期。

    比如，在三大需求中，目前投资的情况就表明明年再要保持较高增长是不容易的。据统计，今年以来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已连续7个月在红色的过热区间里运行。但1-10月的投资同比增长比1-9月回落了0.2个百分点。而中央项目投资增速自7月以来已连续4个月回落，政府在“铁、公、基”等方面的投向在下半年也出现了减速，此外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速近期也在持续回落之中。

    这种情况表明，近几个月来政府的投资呈减弱态势。不过，与此同时，以房地产投资为首的社会投资则有所启动。数据显示，今年1-10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已上升至18.9%，比年初有很大提高。如果再加上地方投资在高位趋稳，非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长加快，这就表示民间投资有抬头的架势。但问题是，目前的房地产业已有很大泡沫，其他民间投资能够接过政府投资的接力棒吗？难说。

    再看出口与消费情况，明年出口要有很大起色、消费要能担当起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角，恐怕也不容易。从出口环节看，虽然世界经济在明年有望实现2%的正增长，这对中国的出口会有积极影响，但是由于发达经济体的居民储蓄意愿增加，加上因就业问题而带出的贸易保护摩擦不断，中国的出口要恢复金融危机前的强劲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相对于今年，明年出口对经济的拉动能接近正常水平就不错了。

    同样，被寄予厚望的居民消费能否像今年这样继续保持高增长，以至于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角，也存在疑问。因为今年推出的家电下乡、汽车消费等刺激措施虽然有很大的作用，但这些短期政策其效果是短期的、递减的。明年消费要保持较高增长，恐怕还需要推出新措施，同时更要在改善消费环境、提高居民收入等方面下工夫，只有这样才会使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更持久。

    由此观察，明年的政策调整空间恐怕是不大的，经济增长的速度也面临许多挑战。因此，过高估计明年的经济增速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