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钢协坚决抵制，铁矿石年度定价模式已难以为继，铁矿石价格越来越向现货价靠拢已是不争的事实。变局之下，国内钢铁行业或将重新洗牌：大型国企无法再享受长协矿的成本优势，而曾经在政策调整和长协机制的夹缝中生存的民营钢企可能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沿用了40多年的铁矿石长协价定价机制最终还是没挺住，在不惑之年后面临“寿终”。
进入4月，关于铁矿石谈判的消息始终对中国钢企不利，逐年递增的的铁矿石价格，在中钢协的努力下，并没有看到涨幅下降的苗头。
就在今年的谈判陷入胶着状态时，三大矿山(巴西淡水河谷、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以及力拓)先后宣布铁矿石供应价采取季度定价模式。尽管中方至今仍未接受，但长协机制无疑已很难坚守。
这是中钢协和工信部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但对中国的民营钢企来说，这或许不是个坏消息。
“老大”的尴尬
地大物博的中国总是能在很多方面稳坐世界第一的宝座，比如粮食产量、比如轻工产品产量、比如手机持有量……
钢铁产业也是，一来是第一大钢铁生产国，二来也是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
不过这样的老大当得很辛苦，也很不讨好，更重要的是，这个第一是“不小心”当上的。其中，除了我国对钢铁的刚性需求外，长协机制也功不可没。
尽管这一定价机制如今已很难坚守，但不可否认，它是过去40年里维持全球钢铁业稳定发展的见证。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铁矿石的用量和钢铁产量的增长相对平稳，这使得矿商需要圈住需求以保证投资收益，而在钢厂方面，同样需要锁定生产成本以求与下游客户保持良好的关系，这种双方制衡的默契让长协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几乎没有受到过质疑。但自2002年以来，随着我国的铁矿石需求量猛增(2009年的进口量已经达到6.2亿吨，占全球铁矿石贸易量的7成)，全球铁矿石需求的重心开始转移至中国。这不仅改变了全球铁矿石的市场格局，也动摇了传统定价机制的根基。
动摇的力量主要来自两个层面：一、我国近年来为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而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导致钢铁需求量飙升；二、三大矿山认定了这种刚性需求，对铁矿石的提价有恃无恐。
好在国营钢企实际上对铁矿石价格也并不敏感，原首钢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戴国庆说，国营钢企并没有把实现赢利，特别是实现社会或行业平均利润率作为经营考核的主要标准。
据他解释，这些企业的大股东—政府也没有给它们下达这样的任务。除少数以外，多数大钢企一般更关注下列问题：如何实现产品升级，产品在国内(甚至国际)领先，装备现代化、环保和职工利益等。只要现金流能保证企业经营需要，利润很少会被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上。在产量问题上，它们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扩大自己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如果说它们也都清楚这样做的结果，不可避免会造成供过于求、市场萧条的话，那它们关注的只是在残酷的竞争中怎么才能领先一些，避免‘跑得慢先被狼吃掉’的命运。这也就决定了国有大钢厂对产量的扩张冲动，因而也必然放大了中国钢铁产量的供给和对上游产品的需求。”
遗憾的是这一现状被铁矿石供方所了解，对于铁矿石的提价，三大矿山实际上也做到了胸有成竹。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对此总结称，中国想要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必然需要进口大量的铁矿石等基础原料。卖方抓住中国需求这一点，把铁矿石价格绑架在了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政治许诺上。
中国的铁矿石市场被绑架了。这也意味着，中国在进口铁矿石的定价上，已丧失了定价权。
而当中钢协在这种情势下仍极力挽救价格相对较低且稳定的长协矿时，三大矿山相继宣布，采用季度定价模式。
国企“忧伤”
“所有的比赛都是运动而已，输赢并不重要！”对单位举行的乒乓球赛，戴国庆不怎么关心输赢。但对中钢协主导的铁矿石谈判，他多少有点输了的感觉。
2008年，中钢协获得授权，主导中国钢企与三大矿山进行谈判，但两次征战，中钢协都以被迫接受涨价而告终。
抛开行业信息被窃取(如力拓案)，业内人士更多地指出，以国内大钢厂和部分专家为代表的中钢协实际上不具备谈判的经验。但即便希望渺茫，到目前为止，中钢协仍在为挽回长协机制努力。
民营钢企却不希望看到他们有成绩。由于高企的入会条件，目前加入中钢协的大多是国营钢铁企业，以致其被指为“富人俱乐部”。而这样的组织构成也使得中钢协在更多情况下，首先考虑到的是国营钢企的利益。
某业内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大部分民企钢厂都持反对态度(挽回长协价)，因为它们向来都是以买现货为主，所以这个调整对它们来说没有太大影响，但改变长协价却是大中型国有钢企不愿看到的。”
据了解，目前我国铁矿石供方市场有3个组成部分，除了各钢铁企业在国内的自有矿山外，对市场冲击较大的是国内非钢铁企业所有的铁矿石采选商和国外众多中小矿山以及为他们服务的贸易商和三大矿山。
而由于我国钢企的自有矿山无法满足钢企本身的需求，因此由第二和第三种供方所形成的铁矿石现货价和长协价成为了话题之王。通常来看，现货价要高于长协价，但在工信部和中钢协的管理下，获得长协价的钢企绝大多数都是国企，民营钢企不得不在夹缝中购买价格相对较高的现货价铁矿石。
在过去几年，国营钢企依赖拥有长协价铁矿石进口资格，获得了大量利润。有数据显示，目前国内有大中小型钢厂6799家，钢材贸易商15万家。而目前具有铁矿石进口资质的钢企仅有70家，具备进口铁矿石资质的矿石贸易商仅42家。由于资质有限，并且大部分拥有资质的企业都是国企，因此进口铁矿石套利空间巨大，不少贸易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
一位业内人士曾向记者透露，在澳大利亚，不少澳籍华人大多批评中国的钢铁企业“屁股没有擦干净”，大型钢铁企业每年的长协矿本身就有猫腻，回头还转手以高价卖给国内没有进口资质的企业。这里面滋生了贪污腐败，也不利于对外价格谈判。
如今，一旦长协机制宣布失效，国有大钢企此前所占的这些“便宜”也就失效了。
而民营钢企，公平竞争显然是它们乐于看到的市场秩序。
民企扬威
尽管房子已经盖起来了，宋泽华(应被访者要求使用化名)还是对往事耿耿于怀。
2009年，宋泽华在北京市郊盖了一栋别墅。仅仅拖延了两个月，他在钢材上所支付的钱就多了3万。“我找了小钢厂买材料，虽然标号上有点欠缺，但谁叫他便宜呢。”他感叹：“如果找国营大钢厂出的，价格还要高。”
虽然不是大户，宋泽华的想法却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在钢铁价格暴涨的年代，宁肯退而求其次，选择便宜一点的钢材。巧合的是，这样的钢材大多出自民营钢企。
和国营钢企相比，大部分民营钢企生产成本和工艺较低的线材等钢材，但对于分布密集以及发展迅速的二、三级市场，这样的需求仍未明显减弱。
而另一方面，中国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海民解释说，民营企业对市场信号很灵敏，比如企业亏损就不会做下去，让农民工放假回家。但国有企业相对不敏感，亏着也生产，不能停产给员工放假，不能解雇员工。“要保增长，保稳定。”刘海民说。
而且民企大多生产长材，与主要生产板材的国有钢企相比，长材每吨的生产成本将低50—100元。刘海民认为在这种种因素下，处在政策夹缝中的民企在前两年的发展中事实上获得了很大的上升空间。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对长协矿求而不得的境况中，民营钢企仍在近几年创造出了近30位身家过亿的钢铁富豪。
另有数据表明，2009年1-7月间，大中型钢铁企业亏损排行榜上，前10位亏损超过3亿元的企业全是国有企业。亏损大户里没有民营企业，而且它们还占据了47%的市场份额。
这意味着，中小钢企矿石成本主要受供求因素影响，而基本不受长协价谈判的影响。
对这一境况，戴国庆很是感慨：“为什么我国大多数中小钢厂长期全部或大部分使用现货矿仍能生存，并获得比大钢厂更高的利润？大钢厂负责人难道不应该设想一下，如果自己和中小钢厂有一天处于相等或相近的市场地位又该如何？难道真会面临‘灭顶之灾’吗？”
行业调整仍未把准脉
在钢铁定价机制出现大变局以前，我国政府便开始了对钢铁行业的调整。
今年2月9日，国务院7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出台，其中对钢铁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作出严格规定：2011年前，钢铁企业炼铁高炉有效容积400立方米以下，30吨以下炼钢转炉或电炉产能将被全部淘汰。与之配套的《兼并重组条例》也正在最后的修订当中。
我国钢铁行业将进入一个调整之年。对于众多的中小钢铁企业来说，他们面临着被吞并和关停的危险。但对大型钢企来说，尽管将失去年度长协价，却迎来了扩张的好机会。
但上述业内人士对此并不在意，“对于原本技术就不成熟、产能落后的钢厂，大型钢企也并不见得愿意兼并，而且对于兼并一事，衡量的关键还是经济因素。”这意味着，在政策和定价机制改变的双重压力下，我国钢企或许将面临国企和民企齐头并进的局面。
而关于长协机制的瓦解，有业内人士认为这将导致需求方对铁矿石价格上涨更无约束能力，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资源需求长期饥渴的情况下，铁矿石仍旧是卖方市场的现状一时不会有改变。该人士预言，这是中国钢铁工业面临的最大变局。未来5-10年，我国国营钢企因为失去长协将受到冲击，而没有受到长协恩泽的中小钢企反倒冲击较小。
“这次长协价体系的崩溃，并不会令中国的铁矿石供应走向现货市场。因为其定价的时间只是从一年一定改为了一季一定”，戴国庆认为。但他也并不否认季度定价将对国有钢企造成冲击。
事实上，这种冲击已经凸显：在中钢协和五矿商会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三项整顿流通秩序的措施，并向会员企业提出了停止进口铁矿石两个月的“呼吁”行动。
戴国庆认为这一行为仍然欠妥：“因为钢协某些人仍把减少贸易商数量，‘整顿流通秩序’作为主要手段，在需求管理方面的具体措施也未能把准脉搏，对症下药。”
他进一步解释：“曾经有国外人士评价中国钢铁企业，‘像一个充满活力，但愣头愣脑的小伙子’。‘充满活力’和钢协某些人没关系，但说他们‘愣头愣脑’，不懂市场经济和企业运营基本规则，我看一点也不过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