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陈燕海表示将通过联合重组、淘汰落后产能，将现在的约800户钢企减少四分之三。但他没有提出具体的时间表，也没有框定企业性质和范围。

    21日，冶金工业规划院院长李新创对记者表示，“工信部的表态，说明中央部委对联合重组、淘汰落后产能这一方向非常坚定。决心比具体数字更重要。”但他同时强调，“这一定要有退出机制的配合。”

    民营钢企则如临大敌

    通用钢铁一位内部管理人士对记者表示，“要砍掉四分之三，(让我们)很有紧迫感。”

    淘汰难题

    大多数行业内人士认为，“800户”是被低估了的统计数据。

    河北省冶金行业协会副会长宋继军指出，“全国100万吨产能以上的钢企，至少有1000多家。即使把河钢集团作为一个整体计算，仅河北一省也有近40家钢企。”

    事实上，若以国家统计所使用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企业计算，仅河北一省纳入统计范围(即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就多达490多家。

    这道减法该怎么做？

    不久前，工信部颁发了《钢铁行业生产经营规范条件》，对钢企在环保、能耗、生产规模等方面做了一系列准入规定，以控制钢铁业投资和产能过快增长。

    上述民营钢企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以钢铁重镇唐山为例，“政府派人盯着钢厂拆除小高炉”，且拆后重建无法获得批准，“因为政策限制很严厉”。

    但淘汰高炉，不等于直接淘汰钢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故事，依旧在重演。

    宋继军给记者举了一个现实的例子。一家100万吨年产能的钢企，拥有一个符合标准的450立方米高炉，以及另外两个250立方米的小高炉。但在小高炉被拆掉后，企业选择了再建一个450立方米高炉作为补充。

    “政策和地方政府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不允许的只是超量置换，但企业没有超量，偷偷建了也就建了。”宋继军说，“出于政策或监管的漏洞，即使在这一轮调控风暴中，此类大胆的企业也不在少数。”

    另据了解，在政府督办的淘汰案例中，受监管的往往是在册的较大企业。那些较小的炼钢企业，往往用暂时停产避风的方式躲避监管，风暴过后就会重启。

    退出机制“难产”

    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这是钢企淘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早在一年前，工信部长李毅中就曾发表署名文章，提出将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建立完善淘汰落后产能退出机制和配套政策。

    一年后，这仍然是个“没有人研究出来”的艰难课题。

    李新创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退出机制的“难产”，就如同越淘汰越扩容的悖论，根本问题还在于利益与体制，这包括税收、权力、企业社会责任。

    “可以说，有好的退出机制，所有企业都愿意淘汰落后。如果没有，都不愿意自动退出。这两者应该紧密结合。在没有系统研究出更好的办法时，先淘汰就容易出现问题。”李说。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各地虽也表态“建立退出机制”，但仍使用传统的控制方法——各级投资主管部门被要求不再审批、核准、备案“两高”和产能过剩行业扩大产能项目，严把项目审核管理关、审批程序关和“两高”产品出口关，严把项目能评、环评、土地、信贷关等。

    河北钢铁集团董事长王义芳曾建议，政府则应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建立真正有效的落后产能市场退出机制。“在落后产能退出方面，政府应该先疏后堵，而不能一味地堵。”

    “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上述通用钢铁管理人士认为，“企业老板的心态也很矛盾。直接退出也好，被重组兼并也好，当然希望拿到较好的补偿。但行情好的时候，根本不想卖；行情不好时，又哪来的高价钱？”

    主动转型

    “最好的退出机制，是市场的优胜劣汰。”几乎所有的被采访者都持相同观点。

    事实上，在政策、市场、心理的多重博弈下，已经出现了主动转型的公司。

    7月21日，记者从宝泰钢铁获悉，这家位于唐山的民营钢厂已经成功牵手建龙钢铁。

    从2008年末开始，宝泰钢铁就表达了“被重组”的意愿，接洽的公司包括同在河北的津西钢铁、民营大户建龙钢铁，以及“概念钢企”通用钢铁。

    尽管建龙曾表示只愿意参股，但最终还是接收了宝泰。

    21日，宝泰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如今建龙已是我们的控股方，从总经理到主管生产的副总，都由他们委派。原董事长王宝财则改任副职，进入监事会。”

    这位人士认为，王宝财的选择堪称明智。

    “去年市场不佳，我们内部管理流程也有问题，导致亏损1亿。现在由建龙更成熟的一套班子来接手，对企业和员工都是好事。其实宝泰并不担心环保等硬性门槛，我们所忧的只有市场波动。如今这样的选择，我们都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