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显示，流动性泛滥正在通过CPI和资产价格冲击着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调控物价过快上涨再次列入各级政府的重要日程。

    令人担忧的是，引起这种流动性泛滥的各种因素不仅没有消除，还在增加之中。比如，为了抵御金融危机冲击超额投放的大量货币，已经沉淀在社会经济生活之中；为保持经济快速增长，还必须保持适度的货币投放量的增长；外贸顺差累积的大量外汇，还需要投放更多的人民币来对冲；美国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在全球范围内释放着新的流动性，一有套利的机会，“热钱”就会寻机流入。如何管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增长的流动性？对中国的货币政策无疑是一个严峻考验。

    对货币政策的另一个考验是，如何保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货币需要？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经济结构调整向纵深发展的攻坚战之年，发展和调整都需要有较高的资本投入。与此同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还远远没有完成，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房地产领域已经和仍在堆积大量的资金，联系着千千万万的消费者和各类商业银行；在大规模的基础建设过程中，地方融资平台举债快速增长，项目消化也离不开新的投入……凡此种种表明，如果过度收缩流动性，势必带来较大风险。比如，货币政策收紧导致人民币资产估值下降、土地收入减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压力加大，等等。如果“硬性调控”危及经济增长，很可能在按下通胀之“葫芦”的同时，却浮起了通缩之“瓢”。这将是一个更糟糕的结果。

    由此可见，当前的货币政策正面临“两难”的选择：既要“保增长”，又要“防通胀”,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势必做出选择。

    在此情况下，可取的“两全之策”只能是“精细化操作”，即在“回归常态”的过程中，提高弹性，增加灵活调节机制。

    首先，灵活利用利率工具，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适时适度调整利率，以市场化的手段调整货币需求。这样，那些贷款数量多、资产负债率高、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必然考虑融资成本，节约资金使用；而那些有活力和竞争力的中小企业也有机会从金融机构得到融资。

    其次，在防范“热钱”上要有灵活性。如果“热钱”流入太多，操作中就应该朝紧缩的方向去，如果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加快“热钱”回流，则应适当放松操作。随着形势的变化动态调整，增加政策的前瞻性和灵活性。

    再次，配合经济结构调整，针对不同的行业和项目有“进”有“退”，有奖有罚。对违规建设项目采取限贷、停贷和收贷等措施；对不符合国家政策的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项目严禁发放任何形式的新增贷款及授信，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加大对新兴产业的信贷支持力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