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火电造成的污染更严重。”2010年12月22日，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副司长凌江在“中国水污染控制战略与政策创新研讨会”上作出这样的表态。环保官员直接质疑水电大坝，这在过去相当罕见。

    但这种看法很快就遭到了水利专家的“反质疑”。次日，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就发表了一篇题为“环保官员应该懂得科学常识和起码的逻辑”的文章，认为“这位环保官员没有任何新意，而不过是重复一些伪环保污蔑水电的谎言”。

    “‘十二五’规划提出了要优先开发水电，目前上报的目标比我预测的高出很多。”张博庭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在水利部上报的规划中，常规水电开工目标已由6300万千瓦上调到8300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开工目标也从5000万千瓦上调到8000万千瓦，而直到2010年底，中国水电装机容量仅能达到2.07亿千瓦的水平。

    如果上述目标最终获得认可，中国的水电将在西南争议地区密集开工，而其所依据的最重要理由也是环保—降低碳排放量。

    毫无疑问，水电之争还将延续下去，它的未来尚未明朗；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它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希望能通过“环保”来说服对方，在争论中把握住话语权。

    水电“不清洁”？

    凌江在当天的会上透露，环保部近期在处理一个水域因水电开发而造成的水污染问题，结果发现，由于水流减缓和富营养化，该水域“水白菜疯长，水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他还进一步阐述认为，水电开发还带来了移民后移，地质破坏造成水土流失等问题，其损失都十分巨大。

    事实上，对于水电建设是否破坏环境的争论已经延续多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水电大坝建设就开始趋缓，到了1998年，世界水坝委员会经过两年集中调查之后发表了《水坝与发展》报告，提出水坝对于环境的破坏令人难以接受的结论。这份报告后来也成为了许多环保人士的共识。

    “受到类似观点的影响，这些年水电的建设非常被动，在宣传上往往处于劣势。”张博庭承认该报告给水电带来了非常负面的影响，但他同时认为，水电的负面作用被反坝者夸大了，强大的反坝舆论，使得“十一五”规划中的水电工程，最终只完成了1/3。而此次水利部门提交1.63亿千瓦的新增目标更多的是要为“十一五”补课。

    “水库水质降低，绝不是水库本身污染了水体，而是水库对水体的要求高于河流。”张博庭认为，既然污染来自于岸上的排污，就不应当简单地认为是水电建设造成了河流污染，反而更能借此形成“倒逼”机制，严控流域中的排污现象，改善水质，“因为，凡是建设了水库的地方，都不再容许有人想把河流当作下水道使用，任意排放污水。”

    但这样的理由未被环保人士所信服。

    “所谓的倒逼机制，有时是很可笑的。比如说长江三峡淤积了大量小砾石，靠水库排沙系统是冲不掉的，会逐步堆积在水库里，为了保持库容，减少淤积，解决办法就只能是在上游再建一个水坝，最后一级一级地往上建，直到所有的河流都隔断，全部修建水库，这种下游倒逼上游建水库的机制，最后也无法解决问题。”著名环保人士、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主任于晓刚表示，尽管水电界宣称中国水电技术非常成熟，但泥沙淤积问题是水电无法解决的重大难题之一。

    “水质污染不仅仅来源于水体自净能力的降低，水库本身因生物腐烂也产生沼气污染，在某些热带国家，类似的水电污染排放并不亚于火电站。”于晓刚还进一步补充道，大坝对环境破坏的污染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库区水质，水电对库区的生物多样性、下游的湿地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而且由于库区居民被后移安置，不得不上山毁林开垦新田，更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

    张博庭也承认，目前水电开发成本中移民安置资金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几乎占总投入的一半。但是，据于晓刚了解，如此巨大的安置费用也仅能解决房屋、田地都在库区内的居民的移民问题，而房屋在库区外的居民，则只能“后靠”安置，因生存而破坏环境的行为不可避免。

    水质污染、沼气排放、生态多样性危机、湿地消失、泥沙淤积、地震威胁等接踵而至的环保问题似乎已经足够将水电挤出清洁能源的行列。

    话语权之争

    “各部门在水电项目上力争更大的话语权的行为可以理解，作为一个水电专家，我是希望水电能够更好地被合理利用，而不是被妖魔化。”张博庭对本报记者说，但他强调，“但无论怎样，最终还得以科学说话。”

    一直以来，我国的决策层对待水电的态度相当谨慎。早在2008年度国家提出4万亿振兴计划时，首批投资中电力行业核准投资逾千亿元，其中955亿元用于广东阳江核电工程和浙江秦山核电厂扩建工程。此外，国家投资40亿元财政资金用于支持农村电网完善和城市电网改造，而水电未被纳入其中。

    而在2009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当天，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积极发展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其中对“水电”并未着墨。此后在时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的向巴平措等人大代表的建议下，修改后的政府工作报告表述调整为“积极发展核电、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

    自此，我国的水电项目逐步升温。今年下半年以来，以金沙江龙开口和鲁地拉为代表的水坝工程陆续通过环评开工，而这两项工程曾在2009年6月被环保部强力叫停。当时环保部给出的理由是，这两项分别属于华能、华电集团的工程在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价的情况下，擅自进行大江截留，“对金沙江中游生态影响较大”。

    这两项工程的重启意味着环保部原来的叫停动作被自己逆转。同时，同样因“未批先建”暂停多年的金安桥水电站也获得了国家发改委的正式核准。水电工程纷纷由“违规”转为“合法”。

    记者获悉，以上重启工程都是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一库八级”方案的组成部分，据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盈孟称，八级中的梨园和观音岩项目的开工手续正在努力运作之中，这意味着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已经全面解禁。

    发改委也已明确表达了对大规模水电工程的支持。

    今年8月，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对媒体表示，中国承诺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15%的目标当中，有9%要靠水电，大大高于核能的4%，在可用的4亿千瓦水力资源中，有3.8亿千瓦必须得到开发。

    “在能源中长期规划中应该突出水电的战略地位。”张国宝当时说道。而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对于水电也明确使用了“积极发展”一词。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大规模上马水电工程似乎已经不可避免。

    据张博庭分析，在“十二五”期间，绝大多数水电工程都将会在西南流域上马。而另一方面的情况是，正是西南地区脆弱的生态、频发的地质灾害，使得几乎每个大型水电站的上马都面临着巨大的反对声浪。

    “过去我们在地质条件最好的地方都兴建了水坝，而现在只能在地质条件最差、地震风险最大的西南山地来建水坝。”于晓刚同时强调，尽管水利部门有足够大的权力影响决策，但“如果他们使用漏洞百出的话语，最终还是要崩溃”。
  碳排压力倒逼水电提速

    “环保官员之所以对水电有这样的言论，我觉得主要跟他们的考核指标有关，过去环保部只关心二氧化硫等有毒气体的排放，而并没有将二氧化碳的排放纳入到环保指标之中，只要加入碳排指标，相信他们也会支持大力发展水电。”张博庭说。

    张认为，水电的发电量并非目前的太阳能、风能所能比拟。“坦率地说，当初叫停了金沙江的工程，损失的电量相当于这几年的太阳能、风能项目都白建了。在减排压力下，现在也没有别的便宜能源可以代替水电。”

    “我们不仅仅需要解决能源硬件供应的问题，对于能源政策和管理为主的软件供应更值得重视。”于晓刚举例说，在德国和美国等国家的太阳能小区里，鼓励居民在家里安装太阳能发电设备，并给予资金支持，用不完的电力还能够上电网出售。“但在我们国家，要将居民自产的电卖给供电方，有可能允许吗？在供电政策方面，国家没有为生态环境保护和居民利益进行很多的调整，更多的是受到水电企业利益左右。在软件建设方面我们存在巨大差距。”

    “实际上能源应该是多方面供给的，而不应该由国家来认定，我们就集中发展水电或者核电，其他的解决办法都边缘化。这就造成我们在不断牺牲生态来换取能源。”于晓刚说。

    “在碳排压力下，对于能源供应一下子找不到方便的办法，这是增加水电项目的原因。但是，应当注意中国的环境问题是复合性的、高度综合性的，除气候变化外，还有别的问题。加上西南地区的地质与生态非常脆弱，对此绝不能掉以轻心。我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充分考虑利弊与利益各方的意见，进行冷静客观的权衡，才能做出有远见的决策。”长期关注水电问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中心研究员郑易生向本报表示，越是在决策遇到压力和困难的时候，越应该严格坚持已有的法律和程序，包括公众参与等，综合各方意见来进行决策。“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过不少教训。”

    郑易生同时认为，能源政策是气候政策最重要的部分，并不是气候政策就等同于能源政策。更加全面的政策(包括环境、能源、其他资源、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政策综合)向可持续的增长方式的深刻转变才是我们根本的出路。

    郑易生举例说，“水资源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就是致命的大问题，而不仅仅只有能源问题，不能仅仅为了治一个病，别的病就假装没有了。”(来源：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