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过热与物价上涨紧密相随，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的显著特征。但本轮通货膨胀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是一次在经济偏冷状态下发生的物价快速上涨。预计2011年我国CPI上涨4%，PPI上涨6%。货币政策要在重回稳健的基础上“中性略紧”，继续加强信贷和流动性的控制，出台加息等紧缩措施，收缩力度和效果要大于上年。

    日前召开的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将“稳物价”列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之首，由此拉开了“转型元年”宏观调控的第一幕。尽管此前中央采取了一系列价格管制措施，并通过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等手段，收紧货币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本轮通胀趋势远未结束，通胀动量依然强劲，通胀预期还在上升。

    “未热先胀”值得关注

    经济过热与物价上涨紧密相随，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的显著特征。总结历次通货膨胀特征，我们发现，经济过热是通货膨胀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主要表现为投资推动型经济过热，即过度投资。当投资出现过旺势头，推动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IMP)全面上扬，经济发展速度高于资源承受能力，就会出现原材料因供给不足而出现涨价，原材料价格上涨又推动物价持续走高，CPI不断攀升，通货膨胀压力增大。

    但是，本轮通货膨胀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是一次在经济偏冷状态下发生的物价快速上涨。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复苏的我国经济，充其量只是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2010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10.6%，比上年同期加快2.5个百分点，而且一季度至三季度增长连续出现回落，远未出现过热趋势。经济恢复性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是政策刺激因素，而市场需求增长主要是危机状态下“去库存化”后“再库存”的推动，政府推动型投资向民间自主性投资转变需要时间。

    本轮通胀具有混合型特征

    在国内外各种因素制约下，2011年我国通货膨胀形势严峻。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大量存在，通胀压力十分显著。但是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经济增速回调将抑制物价的过快上涨。同时，随着宏观经济政策逐步调整，货币供应和信贷增长向常态化回归，不会出现严重通胀情况。因此，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预计2011年我国CPI上涨4%，PPI上涨6%。

    未来我国通货膨胀具有明显的混合型特征，物价上涨压力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美联储和世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全球注入了大量流动性，危机时的避险货币开始变为套利货币，我国面临“热钱”持续涌入的压力，这会大大抵消国内货币政策紧缩流动性的努力。第二，受利于全球超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美元进一步贬值，而以美元计价的石油、铁矿石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持续大幅上涨，这无疑会加大我国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以制造通胀预期和通货膨胀帮助美国避免跌入通货紧缩为初衷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在客观上向全球输出了通货膨胀压力。第三，由于受农业劳动力和农业生产资料等成本上升、农业生产周期性波动以及工业化、城市化挤占大量粮食生产资源的影响，我国粮食供给仅仅是偏紧状态下的供求平衡，而且我国农产品价格上涨直接受国际农产品价格上涨传导，农产品价格面临继续上涨压力。第四，我国劳动力供给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工资快速增加将是长期现象，水电气等资源价格改革推进，成本推动物价上涨的压力不断增大。第五，我国前一阶段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扩张性后果，需要市场慢慢消化，政策逐步调整需要过程，货币供应和物价变化之间存在时滞。

    精心设计政策搭配

    2011年是我国进入新经济转型期的第一年，要对内对外进行改革调整，不仅要修正以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后遗症，更关键的是要为未来中长期发展铺路布局。国内经济、物价的寒热不调，全球经济环境“有人说将陷于烈火，有人说将陷入寒冰”，都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精心设计。

    面对通货膨胀压力，货币政策要在重回稳健的基础上“中性略紧”，继续加强信贷和流动性的控制，出台加息等紧缩措施，收缩力度和效果要大于上年，货币条件继续从应对危机状态稳步向常态回归。这是因为管理通胀预期需要避免流动性泛滥，而调结构则需要避免融资条件过于宽松。此外，还要积极把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和中小企业，培育最具经济活力的市场主体。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人民币汇率保持小幅升值态势，减轻输入性通胀压力。

    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财政政策仍需坚持积极取向，维持适当规模的财政赤字，保持一定的增量调控能力，优先完成4万亿投资计划继建、收尾项目，有序启动“十二五”规划确定的前期重大建设项目。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更加突出改善民生和结构调整，加大税收结构调整力度，通过结构性减税调动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活力，促进经济自主增长动力形成。

    从稳定农产品价格出发管理好通胀预期，农产品与居民生活联系最密切，直接影响其对未来物价走势的判断，保证农产品充足生产供给，可以降低居民通胀预期，从根本上摧垮物价大幅上涨的基础。对于未来可能触发价格抬升的基础性因素，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着眼于解决体制机制根本性问题，优化政策环境，将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积极推进财税、金融、投资体制和资源环境等改革置于改革领域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