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通胀需要各项措施并举，货币政策只是其中之一。经过四次加息、十二次提高存准率、发行百期央票之后，本轮紧缩的货币政策对于治理通胀已经尽其所能，即将收尾。

     主要货币调控工具都难再频繁使用。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后，一些中小银行和中小企业的资金流动性已经捉襟见肘，商业银行基本的融资功能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目前存准率已经到了难再提高的程度；市场预期已久的加息手段迟迟未肯再用，根本原因是加息提高了全社会的融资成本，抑制的是总需求，最适宜在经济过热的背景下使用，而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不但不会过热，还面临增速回落的风险。因此，是否加息还需要权衡。如果央行近期果真再次出手，那么可以判断未来CPI还将连续上升，如果判断CPI在三季度见顶回落，那么加息的概率则很小；而央票方面，目前发行总规模已超过了2.7万亿，未来4个月每月对冲到期央票需新发的央票量超过1000亿，若再依靠新发央票回收流动性，操作空间也非常有限。而且持续提高的央票利率也将使得央行难堪重负。

     汇率政策难担治理通胀的主角。在提高存准率几无空间，加息难度又大的情况下，有市场人士想到了运用人民币升值汇率来治理通胀。但在现有汇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对于控制通胀的作用有限。

     目前市场上流行着三种以升值抗通胀的观点。一是加速人民币升值，减少输入通胀的压力。对此，首先必须认识到，我国通胀的主因是内部需求的急剧扩张及供需失衡的结构性矛盾，而不是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其次，即使人民币加速升值也难于抵御进口商品价格上涨的幅度，从实际大宗商品的进口情况看，升值的作用早已被价格因素所抵消；再有，人民币加速升值将引起更多的外资流入，加大治理通胀的难度。外汇占款形成的货币投放已经成为紧缩货币政策难以控制的反向制衡因素。

     第二种观点是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升值到均衡汇率，这样既缓解了输入通胀的压力，又可防止外资流入。实际上，“均衡汇率”的标准根本无法确定。在当今国际通行的以交易所金融交易产生完全自由浮动汇率的体系下，均衡与否主要取决于超额资本的拥有方，而不是两国的购买力平价或国际比较优势的强弱。况且汇率向来是国际博弈的产物，不可能作为经济因素而独立存在。

     第三种观点是加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如果人民币汇率更有弹性，随着外汇的供求关系形成有效价格机制，就可加大热钱流入的汇率风险，进而减少不需要的外资流入。但基于风险的考虑，目前我国并不具备人民币大幅波动的基础。

     当前若要运用汇率手段抑制通胀，关键不在于加速人民币升值，而恰恰在于稳定或改变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使得汇率政策与宏观货币政策保持协调一致。

     货币政策不能完全解决通胀问题。任何通胀都是“多头怪物”，形成比较复杂，不只是受货币因素影响这么简单。经济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经济转轨时期的特殊问题，以及供求失衡、成本推动、自然灾害频发等诸多因素都可能导致物价上涨，不能只希望通过货币政策就能彻底解决通胀问题。

     货币政策只是调理通胀“病症”整服药中的一味，即使确实有效，用量也需有度，过度使用必有副作用。若要综合治理通胀还要“多味”药并用，需要财政、税收、定价机制等多项政策配合。

　　自去年以来，紧缩的货币政策在管理通胀预期、抑制通胀上行方面已经尽其所能，效果正在显现。要认识到，通胀有其周期性，当趋势形成后，一方面社会对通胀的容忍度会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市场会自发的调整修正。而货币政策也有时滞性，此前紧缩货币政策的效果将在一两个季度后进一步显现出来。根据当前的发展趋势，预计CPI涨幅可在三季度见顶，四季度回落平稳，本轮紧缩的货币政策也即将收尾，并保持稳健状态，何时转向还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