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就在中国央行宣布年内第三次加息的同时，美联储也完成了于6月底结束的QE2总计6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购买计划，并决定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值在0-0.25%不变，但并没有推出QE3计划。笔者据此判断，QE2后，中美货币政策或许已到了该“同向而行”的时候了。

    所谓“同向而行”，即在反通胀方面逐步取得一致共识，但同时也应防止经济运行出现反复。美国供应管理协会7月1日发布数据显示，6月美国ISM制造业指数从5月的53.5意外升至55.3，高于市场预期；而6月ISM非制造业指数由5月的54.6回落至53.3，又略低于市场预期。另据7月8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美国非农就业人口仅增加1.8万，大大低于市场预期，而失业率升至9.2%，又高于市场预期。同样，美国通胀形势也不容乐观。尽管6月CPI尚未公布，但市场普遍预计会高于5月的3.6%。上述数据表明，美国经济虽保持温和的复苏步伐，但复苏势头以及就业情况不尽如人意。同时，近期通胀走高，基本封杀了QE3的可行性。因此，美联储在6月下旬议息会议上没有推出QE3，但也不立即开始货币紧缩。这表明，美国货币政策已进入“犹豫期”。

    再来看中国的经济形势与货币政策态势。6月CPI同比上涨6.4%，这是自2008年7月以来的最高值。今年上半年CPI平均超过5.3%，持续在高位运行。而此前公布的6月中国PMI已降至50.9% ，创28个月新低，预示未来经济增长率可能继续降低。再加上今年以来，货币政策整体从紧，包括紧货币和紧信贷。央行通过6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3次加息、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发行49期央票以及数起启动正回购等措施抑制信贷投放规模，调整货币信贷结构。但目前存在着的油荒、电荒、水荒（灾）、劳动力荒以及钱荒进而诱发经济“滞胀”预期甚至经济“硬着陆”预期，又对下一步货币政策调控形成一定的制约。于是，中国央行货币政策也渐渐进入了“犹豫期”，加息步伐放慢，同时，公开市场连续数周实现净投放。但央行年内第三次加息，又用实际行动证明，当前控制通胀仍是重中之重，而货币政策进入“犹豫期”，只是央行在反通胀道路上暂且放缓脚步，反通胀方向依然不变。

    由此看来，中美货币政策“同向而行”的时机已渐趋成熟。

    当然，毕竟2010年以来中美货币政策运行相悖而行，一边是 “收水”，另一边“放水”而美联储始终不加息对中国经济影响非常之大。因为美联储不加息，而中国持续加息，双边利差急剧扩大，人民币对美元直线升值已给中国出口造成巨大困难。同时，大量国际热钱流入中国，又加剧中国的通胀压力。因此，双方今天需在深刻认识通胀是中美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大敌”之后，多策并举，力促货币政策“同向而行”。

    对中国来说，可考虑择机推出“相对紧缩、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新货币政策思路是：根据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资本流入、外汇占款格局依旧、通胀压力依然存在的背景下，保持整体流动性调控的相对紧缩；但在诸如“三农”信贷、中小企业融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资金链、保障房建设投资等领域以及南方遭受重大旱涝灾害等地区，可推动政策定向宽松，以有效把握货币政策的稳定性、针对性和灵活性，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对美国而言，美联储应尽快退出QE政策。经过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已将资产负债表扩张至近3万亿美元。然而，美国的经济状况尤其是失业率改善却收效甚微。同时，QE2制造的大量流动性造成资产价格迅速膨胀，还带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输入型通胀压力。美联储单纯依靠向市场“撒钱”来刺激经济复苏的货币政策，虽然“看上去很美”，且富有科技含量，但实践证明不可持续且后患无穷。因此，美联储必须尽快扭转这种损人不利己的政策，更不能变相推出QE3，而是应当将着力点放在美国经济结构调整上。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今年三季度末四季度初，若美国经济出现稳固向上态势，在美国国内通胀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美联储需适时进入加息周期。
    为力促货币政策“同向而行”，中美需要建立货币政策互信机制。中美经济互补性强，如果两国在政策互信中能够相互包容，经济关系就会更加密切。当前政策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人民币汇率与人民币国际化上。可以说，不断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确保其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是中国的需要，也是美国的需要；人民币国际化虽益于中国，但更会帮助美元更好地发挥国际货币的作用。切望美国有识之士能着眼大局，双方共同采取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并积极关注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货币体系氛围。

    另外，两国应在解决全球经济不平衡问题上加强协调。问题是，2012年，美国面临大选，中国政府也将换届，但政策问题还是可以通过双边对话磋商，而多边问题也可在今年11月G20戛纳峰会的框架下协调。只要中美能在货币政策有效协调，解决全球经济不平衡问题的效率就将大大提高，全球通胀也有望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