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奥巴马当地时间7月31日晚间宣布，美国会两党已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一致，以避免美国出现历史上首次违约。协议内容包括分三步提高债务上限，先期削减开支近1万亿美元等。预计该计划将在国会顺利通过，全球主要市场对该消息会给予正面回应，风险偏好卷土重来，美元指数的运行则相对平稳。

    危机虽过，但信誉已受损

    美国又可以毫无顾忌地大卖债券了，这是市场对奥巴马宣布美债危机已经过去的第一反应。但曾经声称将给美债降级的穆迪和标普，则立即宣布对奥巴马的讲话不予置评，这两大评级机构的态度显示他们对美债仍然会以低成本售卖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因为美债危机不会爆发是意料之中的，但美国两党围绕美债上限的“吵闹”，对美债信誉的伤害程度还需要观察，而美国经济会否因为美债危机阴霾消退而立即好转，这才是未来美债包括美元信誉度的关键点。

    美国国债上限曾在吵闹声中被一次次调高，因此，之前没有几个人相信美债真会违约。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次美国两党关于提高美国国债上限的一系列吵闹，反映出不断提高美债上限的历史有可能结束了，美债规模已到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点。

    所谓关键点，不完全是因为美债上限已经接近极限，这次美国两党同意将上限分两步提高2.4万亿美元，占目前美国国债总额的16.8%左右，幅度之大让人触目惊心。虽然未来还可能提高，但已接近极限。更重要的是，由于欧债危机的蔓延，以及全球经济的减速前景，全球市场流动性泛滥状况正在迅速地转向紧缩，尤其是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他们的贸易出口将减少，对全球债券市场的购买力和购买欲望也将减少。这次美国两党围绕债务上限无休止地争论，实际上也反映出美国政客们的一种担忧：想继续靠借钱过日子，尤其是过好日子的时代很可能终结了。美国必须尽快地恢复内生的经济活力，但要想使经济快些增长，恐怕还得大规模发债，而且不能大幅度削减赤字。显然，这是个悖论，也反映出美国经济的两难。

    实际上，炒作了两个月之久的美债违约危机，其焦点并非美国会不会违约，而是怎么继续发债，怎么让全世界继续相信投资美国国债是安全的。但是，还有人相信投资美债很安全吗？

    美债仍面临降级风险

    可以说，自从有了美国国债以来，全世界还没有如此认真地议论过美国国债的安全性问题。怀疑美债安全性的理论根据并非美国国债的盘子太大，而是美国的经济增长近乎停滞，长期入不敷出，更加之美国两党对美债危机辩论中的党派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态度。这些因素没有随着美债违约危机的解除而消除。

    为什么标普在事前曾经警告：即使美国这次躲过了债务违约，未来3个月美债仍有可能失去“AAA”最高信用评级？因为最终决定一个国家债券级别的是经济增长能力，美国的全球最大债务规模，相对于它1.5%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才是最大的危险。因为如此低的增长速度是无法保证按期还本付息的，也就是说，违约阴影并没有消除。靠发新债还旧债是美国目前的选择，但不能是长期的选择，因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已经属于技术性违约了。

    2011年上半年，美国的实际经济增长只有0.85%，这样的增长率如果不能在下半年改观，美国债券的评级还会被下调，美国的筹资成本将大幅度增加，有可能形成恶性循环。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美国是一个充满着创新活力的国家，美国的首发专利在全世界的占比也是首屈一指的，大约占60%以上，而中国连1%都不到。正因为美国的创新能力太强，奥巴马也将美国经济的复兴之路完全押在振兴高科技产业这个“宝”上。殊不知，高科技产业的创新涌现也有周期性，现在正是需要加大投入，还看不到很大产出的时候，而美国国会两党的持续性争斗，已经严重损害了民间对未来的预期，不敢加大投资，这势必损害奥巴马的计划。

    中国要藏汇于民

    实际上，美国想获得经济上的成功，离不开中国；反过来说，中国现在是不是要与美国国债说再见呢？现在有些经济学家号召中国政府赶快抛售美债，其实是在害自己。

    为什么在关键时刻没有选择违约？那是因为美国明白任何关于违约的建议，都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馊主意，美国输不起；反过来说，任何主张中国抛售美债的建议则是“杀敌八千，自损一万”更馊的主意。美国现在的确很缺钱，但它的话语权也在下降，议价权正在悄悄地向中国一边倾斜，我们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因此，正确的策略不应该是“断奶”，更不是抛售美债，而是逼迫其出卖有价值的优质资产，借此调整我们的债权结构。美国不是要扩大出口吗？中国可以多进口，但必须要求美国加大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我们可以借机实现产业升级。美国不是要加大政府投资吗？中国的钢铁水泥等建筑材料正好找到销路，产能过剩立即将转化为产能不足。总之，中国的战略目标绝不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别忘了，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人，美国倒下了，对中国一点好处都没有。

    当然，要使得美国真正走出危机，美中两国都要做出重大的经济结构调整，不能再走老路。近十年来，欧美人被中国等贸易大幅度出超国家惯得越来越懒，很多国家已经形成债务依赖，这个趋势要改，相应的经济模式也要改。欧美人必须学会节衣缩食，要增加产出，增加储蓄率，走依靠自身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的道路。对中国来说，更要汲取教训，主动改变过去那种过多依赖出口创造GDP的经济模式，争取在中期内实现贸易平衡；同时尽快改变人民币长期单边升值模式，减少热钱流入，争取中期内实现资本账平衡，不能无限度地扩大外汇储备规模；在“两债”危机都在深化的背景下，不能采取抛售的策略，而要稳住阵脚，静观其变，同时适度地减少对高负债国家债券的购买量，尤其需要将救助与“交易”相结合，通过与债务国博弈逼迫他们开放国内产权交易市场，逼迫其以资抵债，以资换债，尤其是要容许中国投资者购买其优质资产，借此调整国家储备结构。

    应对美债危机、欧债危机，可能将促使中国进行更深刻的经济结构调整，这就是调整中国的经济引擎，更注重发展民营经济，更注重创造GNP（国民生产总值）。过去那种外汇储备完全集中于国家管理、并只能买欧美国债的模式，以及“走出去”主要靠国企的模式已经行不通了。未来必须让民营企业更多地走出去，让国民也走出去。因此，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最重要部分是“藏富于民”，是发展民营经济，让劳动者比国家富得更快些，让更多的“人”（包括法人）成为外汇资产的持有者和投资者，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道，这也是一次巨大的利益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