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祥琬——应用物理学家，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能源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组组长。

    十二五开局，“电荒”被热议，保电煤、调电价固然必要，但我们似应更多关注表象下的深层次问题。发改委的数据表明，今年前四个月，全国GDP增长9.6%，而电力增长12.6%，电力弹性系数高达1.32。可见，并不存在全局性的缺电。

    那么，“电荒”从何而来？究其源，就在于高耗能产业增速过快。今年一季度粗钢、焦炭、水泥和钢材(4915,12.00,0.24%)四项的增长分别为13.3%、29.8%、23.7%和17.4%，产能创历史新高。如果一味满足这些高耗能企业的胃口，继续“鞭打电牛”，在中国目前以火电为主的电力结构下，只能导致更多挖煤。

    而煤炭专家们已经指出：我国目前年产的30亿吨原煤，只有一半符合安全、高效、环保的“科学产能”标准。实际的经济运行，不得不容忍一定量的非科学产能，但放纵过高的非科学产能，只会导致更高的环境代价、资源浪费和矿难频发。这种“以粗放的能源供给满足增长过快需求的能源供需模式”，可简称为“A模式”。

    “转变能源供需模式”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A模式应逐步转变为“以科学的供给满足合理的需求”的新型供需模式，简称为“B模式”。让我们对“合理需求”和“科学供给”稍加解析。

    以水泥为例：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水泥年产量从6亿吨增至18.4亿吨，已占世界水泥总产量的近60%(钢、铁等高耗能产业情况类似)。现有产能已足以满足每年同时完成25亿-30亿平方米建筑竣工面积、10万公里公路、7000公里高速公路、6000公里铁路、1500公里高速铁路和改建新建20个机场，大大超出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合理规模。对其增长再人为拉高，只会使资源和环境的约束进一步趋紧。而那些既无科技含量又不惠及民众的高楼攀比工程、面子工程、高端投机性建设、高尔夫球场等，本来就是应当抑制的不合理需求。

    2010年我国GDP为世界总量的9.5%，能源消费总量却已占世界总能耗的19.5%，单位GDP能耗已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一倍，是日本的4.9倍。能耗高到如此程度，既有产业结构问题，又有能源利用效率问题。

    “科学供给”则是指：坚持煤炭科学产能的理念，在提高科学产能能力的同时，降低非科学产能所占的比例；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能效、发展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气(含非常规天然气)，改善结构、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逐步构建洁净、高效、安全、多元的现代化能源体系。

    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历史性的“转型发展”。为实现包括转变能源供需模式在内的这个美好转型，必须扭转以高投资和高耗能产业扩张维系GDP高速增长的势头，抑制粗放大跃进的冲动。为此，须从思想上真正理解“转变发展方式刻不容缓”的深刻含义，从行政上调整政绩考核体系，从经济上以体现要素价值的政策，借市场之力促转型发展。
  
    “电荒”在相当程度上就是高耗能企业的“用电慌”，转变能源供需模式才是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