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开会，为什么要喝英国的水？”面对记者后，吴敬琏开口的第一句话却是针对主办方特意为VIP人物准备的进口矿泉水。

　　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的吴敬琏，年逾八旬依旧为中国改革而“常怀千岁忧”。从2001年怒斥中国股市“连规范的赌场都不如”，到2010年警告中国股市正处于“强盗贵族时代”，再到近年来变成呼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旗手……他总是针砭着中国经济的时弊。

　　昨日下午，吴敬琏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对近期热点经济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政府应该自己改

　　本报记者：在中国入世10周年的节点上。从您的角度分析，中国这10年入世的得与失都在哪里？政府这些年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吴敬琏：从现在往回看，在入世时，很多人都担心我们包括农业、汽车制造业在内的部分产业会垮掉，可到现在都还没垮。现在我们把当时的担心翻出来再看看，研究为何这些担心没实现，就能让我们懂一个道理，就是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自由贸易。

　　加入世贸组织的国家都赞成这样一点，竞争能带来繁荣。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二战前这种情况还有所不同，但现在中国已经是个独立的国家，没有国家能强迫中国接受不利的条件。自由贸易对我们是绝对有利的。

　　有人可能认为，自由贸易是不等价交换，对发展中国家不利。但这在概念上有个错误，把各自的劳动消耗看成各自的价格，就认为不等价了。这是逻辑错误。

　　政府应该对自己的企业在制度环境上有所帮扶。现在我们的制度比别人差，一些产品就不具有比较优势。或者说，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因为条件差，没有赚到钱，是政府应该从这10年中得到的教训，政府应该自己改。我想这10年，我们应该增强信心，改革开放能够增强我们的信心。

　　要给企业三个“力”

　　本报记者：入世10年中，前6年的诉讼案件只有3件，此后却越来越多。中小企业出口壁垒增加，企业应该怎么办？政府又该怎么办？

　　吴敬琏：这可以分两个方面看，有些国家在金融危机情况下会加强贸易保护主义，常常会用这种武器保护自己的市场。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咱们自己也有问题，要反思是不是也有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在国际上，我们经常被指责汇率问题。从2002年开始，日本提出我们操纵外汇，随后欧洲、美国都提出这样的问题。国内很多人都在说我们应该怎么对付外国人，但中国人应该从国内着眼，进行汇率制度改革。我赞同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的意见，讨论这个问题，不在于谁说我们低估，我们该怎么对付他，而在于考虑我们自己。经济学家讨论的问题不是升值不升值，而是人民币形成机制是不是应该市场化，是不是应该减少政府的干预。

　　我在浙江做过调查，很多企业家不同意升值，说纺织品利润率只有3%，人民币升值就做不下去了。

　　但有一名绍兴企业家跟我说，眼前看，不升值有好处，但3年以后就不得了了。绍兴的服装企业有种说法，叫“你创新我仿冒”，当地政府就引导大家都仿造销路好的式样，3年后整个行业就完了。所以企业一定要有压力，技术上有改进，花色品种有改进，增加附加值。

　　本报记者：那在中小企业转型过程中，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您曾经说政府不应过度干预，现在政府对中小企业所做的，是过了，还是不够？

　　吴敬琏：政府对企业一定要有3个“力”。第一是压力，人都有惰性，不能老护着他。第二是动力，要让人在创新中得到好处。以前说都是中国人，大家不要计较一起赚外国人的钱，但创新的人总是得不到好处，以后就不创新了。第三要有能力，要想一切办法去帮助企业。对于小企业信贷的担保公司，由政府牵头、组织企业共用技术开发。

　　至于压力，在2003年的时候，有一次中财办开会。我就力主一定要动汇率。你看结果如何，升值超过30%，天也没塌下来。但后两个“力”政府做得还不够。政府如果三个力一起下，企业的附加值要增加很多。我们要吸取日本的教训，它对企业保护太好，导致现在索尼干不过三星。

　　本报记者：说到附加值，您认为现在很多企业靠房地产，而不是靠创新赢利，症结在哪？

　　吴敬琏：房地产市场有个很大的扭曲。调控方法上我不赞成限购，这政策我始终不懂。

　　但有一点要说，就是房地产为什么那么赚钱，就是因为农民把他们应该拿到的东西给了政府，政府给谁土地，谁就赚钱。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我们有一些很有名的、号称创新的企业，他们赚钱从哪儿赚的？如果企业赚钱不是靠创新，而是靠房地产赚钱，那我们的企业应该到哪里去？

　　转变不顺，根子在体制

　　本报记者：针对全球化的金融危机，如果要同时照顾到中短期和长期的利益，政府应该在经济改革中扮演什么角色？

　　吴敬琏：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用短期措施应对金融危机，是坚持“同舟共济，合作共赢”这么一个方针。而对于中长期来讲，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效率，要改进增长的质量。

　　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关键，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一直采取的是依靠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由于投资回报递减，所以投资率不断提高，投资率不断地提高，就引起了消费率的相对的降低，造成了最终需求不足和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不能得到提高。

　　21世纪以来，资源短缺和环境破坏使得低附加值的出口活动受到了限制。出口造成外汇结余增加，外汇占款造成的货币超发以及它引起的资产泡沫、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和流动性泛滥，造成了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

　　所以如果不转变这种靠投资和进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就无法解决我们的经济失衡问题，实现经济的再平衡。

　　而转变之所以进行得不顺利，是因为体制上的障碍。

　　本报记者：如您所说，目前我们的投资和出口都遇到了问题，而在CPI指数高于人均收入增幅的情况下，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同样遇到困难。要推动经济增长，我们有更好的办法吗？

　　吴敬琏：拉动经济增长还是要靠体制改革。我们要消除体制障碍，就要靠改革。只要坚持改革，才能消除经济发展模式的体制性障碍，建立有利于创业的经济体制。

　　改革已经有30多年了，最关键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政府自身的改革。现在的经济体制经过30年改革有了很大的进步，市场经济的基础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在很多领域，旧的体制，政府的行政命令来配置资源，来干预微观经济生活这样一些旧体制的遗留，依然顽强地存在，而且在某些时候还有回潮。

　　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政府和企业是什么关系？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哪里？政府需要在今后改革中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应该由政府做的事情，让市场去做，要有所不为。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在提供基础社会保障、提供良好教育体系、提供公共产品上尽责，加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