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班气候变化谈判进入第二天，既见不到舌枪唇剑的交锋，也没见到硝烟四起的争论。各种会议依旧是旧话重提。在这种平静之下，各方立场纹丝不动。绿色和平和美国SierraC lub环保组织举办了关于如何控制煤炭消费的会。有多名来自煤炭消费大国的代表介绍了中国、印度、美国和南非的煤炭消费状态、政策和法规以及煤炭消费的有效控制。

    发展中国家对煤炭的消费是爱恨交加。煤炭资源在发展中国家分布广泛，较易获得，是发展中国家有供应保障的当地资源，对经济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煤炭开采、运输、转换和消耗的过程中，对环境、生态、公众健康造成很大的破坏作用和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也是煤炭。中国2010消耗了32.4亿吨煤炭，占全世界总煤耗的46%。这种消费的增长仍十分强劲。中国煤耗在2000年约14亿吨，但之后的10年间，煤耗就增加了近20亿吨，按这种趋势增长，2020年煤耗将达到50亿吨以上。

    根据绿色和平《煤炭的真实成本》报告中的分析，中国的煤炭外部成本如果内部化，并以价格形式表现出来，真实成本要上升70%至80%。煤炭利用的所有环节所造成的各种损失，约占G D P的7%至9%。煤炭的洁净化和高效利用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但在煤炭增长势头仍无减缓的情况下，什么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更强有力的煤炭政策呢？

    对煤炭实行总量控制已经势在必行，是一个有效的措施手段。中国实施多年的节能和提高能效的政策及激励措施是煤炭总量控制的基石。中国现有的方针政策为煤炭总量控制提供了决策的前提。这些政策包括能源总量控制、能耗强度目标、碳强度目标、各种污染物的减排目标。在地方的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方面，有发改委的五省八市的低碳示范点和环保部“三区九群”的区域性煤炭消耗控制，这些都是实施煤炭消费总量地区分解的基础。在“十二五”能源规划的草案中，要将煤炭消耗总量控制在36亿吨以内，将煤炭消耗占总能耗的比例从70%降低到63%左右。北京市在“十二五”规划中，第一次提出将煤炭消耗总量下降600万吨的要求。根据中国环境容量和资源开发的要求，煤炭的总量不应突破39亿吨。有关研究单位历年来都进行过相关的研究，但这些煤炭总量控制的目标一再被突破，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煤炭总量控制的主要目的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2015年按最保守的估计，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将达到75亿吨至80亿吨。这无疑给中国的减排造成更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一直到煤炭消耗总量达到峰值之前，只会继续加重。煤炭消耗总量控制促使煤炭峰值减低，并加速煤炭消耗的下降。煤炭消耗总量控制对环境和公众健康有多重协同效应。环保部门多年强调的源头治理才会生效，污染物减排才会事半功倍。煤炭总量控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要多管齐下、多方治理，要有自上而下的顶层政策设计，也要有自下而上的公众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