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班气候大会已经落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如《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长期合作行动计划、绿色气候基金和2020年后减排的安排。这些成果尽管不是决定性、根本性的，但将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刺激中国国内的碳商机。

    如同之前的坎昆、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一样，在德班，以欧盟、美国为首的伞形国家集团，以中国为代表的基础四国集团，为了各自不同的利益继续进行激烈的博弈。其中最核心的一点依旧是双轨制和单轨制的问题，美国等伞形集团国家看着新兴经济体日益增加的碳排放量，死咬着中国等基础四国必须加入到强制减排的盘子里面来。

    尽管基础四国以“共同而有分别的责任”这一气候谈判的基础作为主要武器予以抗衡，但实质上中方已经开始出现了态度上的松动。中国提出了在2020年后强制减排需要的五个条件。这表明中国对强制减排已经不再简单地说“不”，如果中国等主要新兴经济体加入到强制减排中来，那么实质上的单轨制已经形成。

    中方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变，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国内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日益急迫，同时国际上对中国的压力越来越大。中国目前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人均碳排放已经超过了世界水平。而且，根据国际能源署(IEA)《世界能源展望2011》报告预测，按照目前中国的能源发展和CO2排放水平，2010~2035年的CO2累计将是1900~2009年累积量的三倍多，同时1900~2035年中国的CO2累计排放量要超过欧洲，接近美国80%的历史累计量。到那个时候，中国在气候谈判中的人均牌和历史牌都没有太大的说服力。

    德班大会后加拿大之所以要退出第二阶段减排，在于其认为没有中美参加的减排意义不大。因为目前《京都协议书》缔约方的37个工业国家签署国中，并没有包含中美，其所占世界碳排放的比重不到20%。同时，欧盟将在2012年对进入欧盟空域的国际航空运输征收“碳税”。这种单边行动，实际上也给中美这样的碳排放大国，制造了具体的压力。中美如果继续拖延的话，会有更多的这种单边压力出现。

    如果中国要在2020年后进入到强制减排的行列，必然会出台更多的政策来推动实现这一目标。考虑到2011年前三季度中国单位GDP能耗仅下降1.6%，离国家发改委确定的今年单位GDP能耗应下降3.5%的目标尚有差距，也就意味着如果按照这种速度下去，2020年中国单位GDP碳排放量减少40%~45%的目标很难完成，更别提未来2020年加入到强制减排的行业了。到那个时候国内资源和国际环境都会给中国巨大的压力。为此，中国肯定在“十二五”期间会通过超常规的政策安排来推动低碳经济的跨越性发展，从而推动中国形成巨大的碳商机。

    碳商机靠政府加大财政投入来扩张。如同这次德班大会靠发达国家每年拿出巨款来成立绿色气候基金一样，中国政府必然会通过新能源价格补贴等各种方式来扶持低碳经济发展，这种扶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低碳产业的成本，从而利于形成规模化，达到市场能够接受的价格区间。

    碳商机靠碳税来刺激。目前在中国征收碳税已经成为了必然的选择，已经到了1吨二氧化碳约征收多少元的阶段，而且这种碳税会越来越提高比重，这也必然会刺激出巨大的低碳商机。

    碳商机还靠技术突破来实现。在中国碳排放的三大重点领域，工业、交通、建筑要大幅实现节能减排，必然依靠发展各种低碳技术来实现集中突破，比如碳捕获技术，技术研发投入本身和技术突破都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蛋糕。

    碳商机还靠碳交易来放大。欧盟的碳交易市场已经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金融市场，中国一旦进入到强制减排阶段，之前自愿减排不能形成的碳交易市场必然会有足够大的成长。未来碳有望超过石油成为金融市场的最大产品。德班大会后，中国节能产业、新能源产业等低碳产业会有更大的发展，未来产业规模很有可能突破10万亿元，成为中国经济的新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