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欧债危机，那就是“失血与缺血”共同作用的结果。欧债危机的根源是一些国家长期“寅吃卯粮”式地推行负债经济模式，加之欧洲高福利带来社会负担沉重，以及缺乏创新导致的增长后劲不足。

    2011年欧盟完成或者说基本完成了一项重大的任务，就是“止血”。说白了，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条约、公约、法规，建立了一套加强成员国财政纪律的机制。虽然有人 将 之 称 为“ 财 政 紧 缩 联盟”，但它毕竟有望约束成员国的财政。

    然而欧元区的“造血”，即促进经济增长功能至今仍未健全。每当成员国政府试图削减民众福利，降低政府开支时，总是遇到民众强烈的抑制，于是我们看到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一轮又一轮大规模示威。“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短期大幅下降社会福利支出，既难以实现，又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副作用。我们看到欧元区的储蓄率自危机爆发以来不断上升，这个时候指望公众增加消费，不太现实。

    欧盟虽然在许多场合提出将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但具体的政策难免会带来政府支出增长、负担加重的后果，反而不利于危机的缓解。这也是欧盟领导人所谓要极力避免的“恶性循环”。要打破这种循环，一个好的办法是通过科技进步，以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利润。但在近期，我们很难看到欧洲会出现下一轮科技革命的突破。

    另 一 方 面 ，欧 洲 央 行 最 近 实 施 的 再 融 资 操 作(LT R O )，虽然能缓解金融体系流动性紧张的局面，但也不容易从根本上解决危机。LT R O实际上是吸引金融机构做无风险套利，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金融机构买的国债必须是无风险或低风险，且高收益的。而那些风险较高的国债，如希腊、意大利的国债，很难入得了金融机构的法眼。而受到欧盟条约的限制，欧洲央行也不大可能效法美联储，搞量化宽松或为政府债券担保。

    由此看来，真正能使欧债危机出现转机的，恐怕只有欧元贬值一条路了。从1929年大萧条的经验来看，率先实施货币贬值的国家，也是最早从衰退中复苏的国家。欧元区实际是一个由情况各异的国家通过单一货币的纽带强行捆绑到一起的经济体，其中强势经济体如德国，依靠其强大的工业与科技实力，在欧元坚挺的时候一样可以实现经常项目的盈余与经济的增长。但一些“南部国家”如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对欧元汇率的敏感度要大得多。

    如果欧元能有序、有控制地贬值，这些国家的财政状况会立即缓解，并给市场带来稳定。加之欧盟之前所做的各种努力，将使欧债危机由“恶性循环”逐渐变成“良性循环”。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危机的解决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欧元走上贬值道路之日，也是欧债危机曙光初现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