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前三季度，我国单位GDP能耗下降1.6%，距3.5%的年度目标相差甚远。“十二五”首年完成的节能减排比例过低，将对未来的工作造成巨大压力。

    2011 年的节能减排可能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消息很权威。12月8日，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赵家荣在“中国节能与低碳发展论坛”上表示，2011年初确定的节能减排目标存在难以完成的风险;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此前亦曾表示，前三季度我国单位GDP能耗下降1.6%，距3.5%的年度目标相差甚远。

    某种程度上，这构成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地方政府继续增加高耗能产业比重，致使能耗较高的第二产业比重近年不降反升，已从2008年的49%升至58%;另一方面，为完成节能减排对于地方的考核，不少地方官员不惜以拉闸限电来应急。

    “2011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各地工程上马频繁，所以节能减排更加吃紧，如第一年减排欠账较大的话，未来4年完成起来会很艰巨。”一位熟悉国内节能减排情况的人士这样告诉《财经国家周刊》。

    这种担忧，源自“十一五”的前车之鉴。以拉闸限电为特征的节能减排冲刺，曾在2010年年末席卷全国。

    截止本刊发稿时，全国环保大会正在召开。各省长、部长及央企一把手都签订了节能减排目标责任书。但在各大部委工作会议的分组讨论中，地方政府官员大都表示感受到了“紧箍咒”的困扰。

    “如果我们继续上重化工项目，节能减排的任务势必难以完成。但如果不加速产业转移，GDP增长又会有问题。”西部地区一位省经贸委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又到拉闸限电时

    12月18日，浙江省温岭大溪工业园区。一大早，几家物流公司就开始清点货物。

    “去年是有订单没有电，今年是既没有订单也没有电。”一位业务经理告诉《财经国家周刊》，相对于2010年园区内自备柴油发电机马达轰鸣，今年很多公司可以从容地安排限电停工。

    此前一个月，温岭市已经发布“关于对高耗能企业(第一批)实施节能限电的通知”，对电镀、造纸、钢铁、铸造等高耗能企业实施节能限电，要求根据企业的社会贡献度大小，分别给予7~15天的限电。

    据浙江省经信委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处处长胡震涛介绍，受国内外需求下降影响，浙江的工业从10月开始回落，全省11月份用电增长量只增长了6.8%，这是多年来“前所未有的低增长”。

    “压力虽然有，但是全省各地还是能完成今年省里下达的节能减排目标。”胡震涛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惟一比较困难的是宁波”。

    宁波是浙江省的“重工业区”，发展临港工业得天独厚。在2011年，镇海炼化百万吨乙烯这样的高载能项目，在今年开始充分释放出了它们的产能;这样的项目，在宁波有十个之多。

    镇海炼化百万吨乙烯项目，在2010年6月就已建成。因为2010年的节能减排冲刺，该项目被迫限产;2011年该项目开始释放产能，但其新增的168万吨标煤能耗，却成了无解的难题。

    “仅镇海炼化和宁波钢铁这两个项目，今年宁波肯定就完不成目标”，宁波市经信委主任林克宇说。

    也因此，浙江决定这两个项目不计入宁波今年的节能减排考核，而由全省进行分摊。

    “现行的节能减排政策，应该切实体现地区差异和企业差异，既能使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加快发展，同时也能使东部沿海地区进一步发挥竞争优势。”浙江省政府的一位官员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表达了对重工业项目所在地区，节能减排“差异化”的期待。

    “完不成任务”成惯例?

    广东一位地方官员曾在会议上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虽然三季度全省 GDP能耗降幅比上半年有所好转，但距全年目标差距仍大，“十二五的节能目标，对我们而言可用‘繁重’来形容”。

    浙江、广东的情况，并非孤例。

    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全国各地区2011年前三季度节能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显示，与“十二五”节能工作进度要求相比，内蒙古、江苏、浙江、江西、海南、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预警等级为一级(节能形势十分严峻);河北、河南、广东、广西、甘肃等地区预警等级为二级(节能形势比较严峻)。

    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数字显示，2011年前三个季度单位GDP能耗仅下降了1.6%，距完成全年3%~3.5%的任务还有相当大差距;上半年我国氨氮排放量仅下降了0.73%，氮氧化物排放量不降反升，同比上升了6.17%。

    而环保部2011年年初确定的减排任务是：包括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在内的四种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要比2010年下降1.5%。

    这种情况，曾在“十一五”开局第一年出现过。2005年万元GDP能耗指标未能完成任务;2006年该指标仅下降1.2%，远低于4%的年度目标。

    “目前我国能源消费比例，工业占总量70%左右，工业生产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副主任胡迟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胡迟从“十一五”开始，就持续跟踪我国企业的节能减排情况。他发现，继2010年行政命令拉闸限电而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指标后，一些高耗能企业2011年又重新开工，导致我国耗能情况在2011年上半年强烈反弹。

    “重工业用电量增速持续高于轻工业，且差距逐月拉大。”根据中电联一位专家提供的数据，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用电量25813亿度，同比增长12%;全国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12.4%。分行业来看，前三季度，化工、建材、黑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冶炼四大重点行业，用电量同比增长12.4%。

    工信部部长苗圩认为，节能任务出现欠账的主要原因，在于高耗能行业受需求的牵引增长较快——这亦被官方和专家认为是2011年电荒蔓延多省的重要原因。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周大地表示，“十二五”首年完成的节能减排比例过低，将对以后的工作造成巨大压力。

    结构过重、奖罚不清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浙江、江西采访中发现，一些地方政府不惧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三高产业”，而大胆引入这些产业在当地落地生根，是导致节能减排工作不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GDP,就有税收。”江西省政府一位负责招商引资的地方官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只要有企业愿意来投资，我们都会表示欢迎”。

    江西省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前三季度，江西GDP增速虽有所回调，但仍达到了12.8%。

    引入“三高”企业，不是个别区域经济的特殊现象。

    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他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2011年经济指标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不少地方政府为了“保增长”，在“十二五”开局之年大铺摊子，着力于在制造业和重化工方面保持高增长，这些耗能大户，造成了耗能数据的强势反弹，“不少地方官员认为，‘十二五’开头两年，节能减排考核会比较松，因此不太重视，不断将任务往后积累。”

    能源专家周大地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节能减排指标已进入官员考核体系，但并非一票否决;某些地区有奖励制度，但惩罚制度还没有实施起来。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微博)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若无执行力，什么承诺都将是一句空话”。

    其实，各省长、部长及央企一把手签订节能减排目标责任书已不是第一次，“在未能找到更加行之有效的方式之前，类似‘军令状’式的行政手段，成为相对有效的方式。”浙江省经信委的一位官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但形势显然越来越严峻。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副所长李俊峰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2011年乃至“十二五”的节能减排之难，在2011年初分解节能减排任务时，就已经表现了出来。

    据悉，当初“十一五”规划首次引入“万元GDP能耗”作为约束性指标时，各地方都显得很“慷慨”。5年过后，特别是在2010年末采用拉闸限电方式实现目标后，各地开始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别说1个百分点，就是0.5个百分点，都要讨价还价半天”。

    这并不奇怪。经过几年努力，很多行业，特别是高耗能行业，开始陷入节能减排潜力所剩无几的尴尬境地，因为最易见效的办法都已做了，剩下的全是“硬骨头”。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研究室主任周宏春表示，如何在这样的基础上继续挖潜，“需要一系列的政策创新和技术创新保证，需要社会方方面面形成合力”。

    火电减排“诉苦”

    减排难在哪里?中国火电减排新标准实施之际，听听火电行业的苦衷

     “我们还在组织行业测算，看能不能达到新排放标准。”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下称中电联)有关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被火电业内称为“全球最严”减排标准的《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距2012年开始实施已没有几天。该标准自2011年7月底颁布，便震动中国火电行业。与2003年标准相比，新标准对污染物排放浓度的限值要求甚高。在征求意见稿阶段，中电联曾发表过不同意见，但从环保部和质检总局最后发布的新标准内容看，其“抗争”并未明显奏效。

    “还会和有关方面沟通一下。”新标准已成事实，作为行业代言人，中电联仍未放弃最后的努力：“现在国家发改委和能源局从经济运行安全角度出发，都非常关注这件事;我们也会再和环保部沟通，但要拿出详细的测算结果，要摆出事实来”。

    这些“事实”包括以下内容：基础资料和详实的测算数据，包括成本、改造时间、以及改造停机对电力调度和供应的影响等。

    留给中电联的时间已经不多。中电联有关人士对继续沟通不乐观——虽然测算的最后结果还未出炉，但97%以上电厂要进行减排改造已是定局。

    新的《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意在重拳推动节能减排。

    “环保要求越高，电厂能耗就越高;设备增加，厂用电自然多，煤耗自然提高。”中电联有关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达标，这本身不一定科学，是不是都有必要?”

    “大面积脱硝要消耗大量的氨和催化剂，全是优质煤和天然气制造出来的。”上述人士表示，很多脱硫装置刚上马一两年就被拆除，既大量浪费水泥、钢铁，也加剧污染，何况融资至今没有着落。

    曾鸣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根据国际惯例，一个新标准的出台，既要对社会产生正面影响，也同时应有相应政策对当事人进行配套。“如果没有配套，光有标准，不执行也得执行，就可能不太公平”。 “不能光出题目，还要相应的给出路。”一位火电企业资深人士建议财政设立减排基金，“把一些对高污染企业的罚款集中起来，给火电企业一些切实可行的资助，或提供低息贷款，或采取减排多少之后给予奖励的办法”，“不能只是处罚，也要增加正面激励”。

    曾鸣则认为，配套措施除了包括奖惩，也应包括其他手段。如因为脱硫、脱硝、脱汞带来运行成本提高部分，或进入电价，或国家采用别的办法来补贴。

    “采取节能发电调度也是一个办法。”曾鸣说。

    所谓节能发电调度，是一种新的电力调度方式，颠覆了原来按同类型机组相同平均利用小时数分配发电指标的计划调度模式，实行按机组能耗和污染物排放水平由低到高排序的模式，使得节能低排机组多发电。

    节能发电调度，可以把火电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受到了高效环保大机组的欢迎。

    但中电联一资深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此项机制尚需理顺，“因为节能发电调度对电网利润有影响，以前谁电价低就优先调度谁，电网购电成本最小化;但现在最清洁的水电和新能源波动较大，给调度带来困难，也增加了工作量，电网效益也受影响”。

    业界普遍认为，节能减排的途径多种多样，强制性标准只是办法之一。目前，有三种公认的减排路线：

    一是管理减排，强制性标准即属于管理减排的其中一类，节能发电调度也在其中。

    第二类是结构减排，其可以从两面入手。既可以在需求侧改变用电结构，降低高耗能产业比例，增加排放较少、产值较高的第三产业比例;也可以在发电侧调整结构，削减排放较大的化石燃料发电项目，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

    最后一类是技术减排，即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各种用能设备和发电设备的效率，减少能耗和排放。

    “其他行业，很可能会把电力减排的成果吞噬掉一些”。曾鸣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节能减排是个系统工程，光在某一个点或某几个点上，定出高标准、花大成本节能减排，但另外部分却不配套，整体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仅就电力系统本身而言，发电只是其中一环，发电烧燃料要排放，输配电线损增加会增加排放，下游的需求侧管理搞得不好、浪费电严重时，都相当于排放在增加。

    曾鸣正在参与编制《中国低碳电力系统发展规划》，包括发电、输配电和用电等各个环节。“整个规划互相牵制，有很多技术上、管理上、经济上和财税上的措施，有政策也有标准，发输配用诸多环节都需要联动”，“火电排放标准，只是其中具体的一个标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