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两天的中美战略经济合作对话(S&ED)取得了多项共识，其中包括“中方稳步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等涉及国企的内容。

　　虽然上述承诺同此前中国多部委在国内的表态基本一致，也是中国一贯坚持的改革方向，但海外媒体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这被奥巴马政府视为自己在本轮对话中的重要收获。

　　这不是美国第一次在S&ED中探讨中国国有企业的问题，但已从以往关注中国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转到更具体的中国国企改革话题。事实上，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内，美国政商两界一直在密切关注中国国企。

　　政商两界接连发声

　　《第一财经日报(微博)》记者注意到，从去年至今，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上具有深厚影响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USCC)专门举行过多次关于中国国有企业的听证会，涉及中国国有企业、国有管控企业和中美双边投资等话题。去年10月，该委员会还发布了一份名为《关于中国国有企业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分析》的报告，将中国的国有企业同国家资本主义联系到了一起。

　　而记者查阅的今年2月份USCC关于中国国企听证会的听证词中，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经济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就表示，在过去8年中，中国国有企业在国内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并越来越成为重要国际投资者，美国必须尽快采取行动，避免落后。

　　为此，史剑道提出的建议包括，美国应该将此作为双边经济的优先领域，澄清和减少国有企业的角色，特别是在(促进)削减大量“战略”行业领域;支持IMF淡化银行贷款作为中国宏观经济工具的努力，而更加推崇财政政策;立即开始评估反托拉斯法和其他法律的能力，以应对中国国有企业的行为。

　　赶在S&ED之前，中国美国商会也发布了《美国企业在中国——2012白皮书》，其中也涉及到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白皮书》特别提到，多年来中国的利率管控政策一直对投资进行补贴，该政策是银行贷款人(主要为国有企业)可以获得较低的资本成本。

　　而美国财长盖特纳在此次S&ED中则直接强调，中国必须更多依靠国内消费而不是出口，并更多依赖私营企业创新而不是国有企业的扩张。

　　凸显政经利益考虑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对本报记者表示：“美国对于中国国企的关注，与其商业和政治利益应该是密切相关的。”

　　经济全球化下，国家之间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竞争正退居次要地位，经济竞争越来越凸显和激烈，这不仅体现在国家之间的竞争，还直接反映在不同国籍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上。江涌认为，从商业利益考虑，美国的政府代表垄断资本，而跨国垄断资本需要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来延缓中国国企的扩张势头，如果按照近期世界银行关于中国2030年报告所提到国有企业更大规模的多元化和私有化来走，那么会为美国产业资本和华尔街争取到更大的利益;从政治利益考虑，中国当前国际竞争力的表现之一是国内产业结构非常有序，国有企业是主力军、私营企业是生力军、跨国企业是“雇佣军”，这个结构保持下去的话，对中国国际竞争是非常有利的，但如果把国有企业的龙头打掉，将不利于中国未来国家竞争力的培育。

　　江涌还强调，次贷危机后中国通过政府行为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有很大一部分力量来自于国有企业，中国国企在国内经济和国际市场上的表现，以及国外所谓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已经给美国崇尚市场至上的保守主义者一个触动和震撼。一些美国的保守主义者看得很清晰：如果不再做一些措施的话，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国家优势会继续保持下去。

　　当然，中国承诺将逐步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这也是改革过程中与时俱进的表现，反映出国企的利润水平与占有公共资源的情况。目前中国国企红利上缴比例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正如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此前所言，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将进一步提升，最终竞争性的国企上缴红利比例将与国内上市公司平均分红水平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