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6日，美国的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AAA”降至“AA+”，赢得业界的尊敬。其关于欧债危机的前景评估，也引起大家的关注。
近日，标普主权评级委员会主席约翰·钱伯斯(John-Chambers)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微博)》记者的专访，他认为，目前欧元区的状况正在进一步恶化，如果能利用好接下来的三年机会进行改革，便有希望，但如果不能利用好这段时间，便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但他不认为欧元会因此崩溃，因为这是一个谁也无法承担的后果。
至于中国经济，钱伯斯认为，与欧洲相比，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中国都有更大的空间去处理银行坏账，当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领域都需要进一步改革，同时，中国需要将经济发展的动力转向内需。
欧元区不可能崩溃
日报：你如何看待欧债危机前景?
约翰·钱伯斯：在谈论欧盟地区，或者是欧元区的问题之前，我们今年早些时候，就采取了很多行动，密切观测欧盟9个国家治理状况;在1月13日，为包括希腊在内的国家做了主权评级。
我们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地区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
我们在欧盟发现，银行情况在恶化，经济衰退也正在来临。
现阶段，银行贷款渠道在欧元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占有主导地位，而由于交易对手的风险上升，欧元区银行的放贷标准持续大幅收紧，纷纷通过减少放贷来补充资本金和拨备。银行是欧洲企业获得资金的最重要来源，一旦银行收紧信贷，则会导致欧洲经济复苏的进一步放缓，同样重要的是，欧洲银行业者正面临更为收紧的资金要求。
银行业者削减资产负债表，以应对来自欧洲银行监管局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更严格的资本要求。这样导致外国银行业者减少对欧洲银行的贷款，因为担心其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扩散，欧洲的信用枯竭可能会重创欧元区经济。所以，不再减少分母，要减少分子才能达到核心资本充足率的目标。
这所有的因素加起来让欧洲银行陷入衰退，并进一步恶化债务危机。
日报：在欧债危机中，哪个国家受影响最大?
约翰·钱伯斯：从数据来看，目前欧盟区域17个国家中的10个被降级，17个国家中14个经济展望被列为负面，2个展望列为“稳定。”
比如，我们目前调降了9个欧元国家信评，其中4个国家调低了两个信评，这包括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塞浦路斯，然后我们调低了其他五个国家：法国、奥地利、每个国家一个等级。我们调低了法国和奥地利，以及斯洛伐克共和国、马耳他共和国、斯洛文尼亚信评1级。
对于希腊，我们将其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CC”下调至“选择性违约”(Selective Default)。
日报：这样的银行危机对这次债务危机影响如何?
约翰·钱伯斯：你已经看到了第一季度的数据如何，欧盟还有三年的政策空间，比如运用长期再融资计划(LTRO，是欧洲央行的传统金融工具，旨在增加银行间流动性的计划，维持欧洲银行业金融稳定性)，如果政府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来促进他们的出口部门，我们就能解决一些问题，但如果不能利用好这三年的时间，便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日报：如果欧债危机继续发生下去的话，在欧盟银行业引发的问题是否会传导到全世界的银行体系。
约翰·钱伯斯：正如我们观察到的，这一切已经发生。在2011年第四季度，整个银行体系情况已经非常严重，这也是为什么LTRO变得非常重要的原因。
LTRO变得如此重要，因为其抵押品规定放松可以帮助许多无法进入私人市场的银行用这类资金替换即将到期的融资。中小型银行可利用低息贷款进行融资套利交易，借此提振短期利润，并为主权债券市场提供进一步支持。对于一些本地存款不足的银行来说，LTRO贷款还可以帮助它们控制跨境风险，以此作为对冲欧元区解体风险的一种应急手段。
欧盟银行业的问题对欧盟非欧元区国家的影响应该会更大些，因为欧盟有10个成员国是在欧洲经济与货币一体化联盟(EMU)之外的，对美国的影响要稍小一些，对亚洲就没有这么大影响了，结果肯定比经济衰退要好得多。
日报：你觉得欧元区崩溃的可能性有多大?
约翰·钱伯斯：欧元区完全不可能崩溃。但我非常同意，必须注意到目前情况的紧急性。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状态，虽然建立一个统一的财政政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我认为每一个生活在欧盟的人都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
原因是，你现在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有可能经历了债务违约的政府身上，但还有相当多的私人领域负债，因为债务都是以欧元计的，你的收益若以新货币计算的话，就会贬值，如果欧元崩溃，甚至可能会引起公共及私人领域违约，此外，一个贬值了的欧元，可能会导致银行体系崩溃。
我们以希腊为例，若希腊违约后，财政极有可能仍不能正常运转，货币贬值之后会引来高通胀。所以，这不是一个可取的政策取向。
但是，如果这一切经历了一个拖延的决策过程，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中国有更大的政策空间
日报：中国经济放缓对银行坏账的影响，与欧债危机对于银行系统的负面影响，有何区别?
约翰·钱伯斯：我觉得中国有更多的空间去操控这个过程，比如说财政政策空间，而且据报道来看，地方债务比例似乎没有那么高，也有很多货币政策空间，因为有很多的货币储备，也有操作空间。
但是欧盟政府有很高的负债，所以没有太多的财政政策空间，他们有共同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限制也很多，因此货币政策最终传导到普通消费者所需的时间，也是漫长的。
日报：你认为中国政府应该从欧债危机中吸取什么教训，该采取什么措施来防范地方债务问题风险扩大?
约翰·钱伯斯：我不认为中国能从欧洲治理模式中学到什么经验，中国做得挺好的了。用了30年将3亿多人消除了贫困，在这方面可以教欧洲如何做。
但是，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挑战，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货币政策领域需要更多的自由化，在财政领域也要进行改革，在公共企业领域，要有更多的分红，要将发展经济的动力，更多地转向内需，而不是过度依赖出口，因为他们的贸易伙伴现在境况不好。
日报：那你对中国的地方债务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
约翰·钱伯斯：我不想用乐观或者悲观来形容中国的地方债，根据报告，地方债务水平非常低，当然我们没有去管中央政府的债务，只看了地方政府的债务，我们也做了风险分析，这种风险很可能来自于银行系统，再传导到公共的企业。
中国的政府部门控制着银行体系，并且告诉银行该怎么做，如果你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刺激政策相比较，中国的经济政策目标明确，见效很快，但是我认为效果是暂时的。
日报：中国有家叫大公国际的评级公司希望能做到像你们一样好，您听说了吗?
约翰·钱伯斯：虽然我本人没有听说过这家企业，但是我们欢迎本土的竞争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