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频繁使用有形之手对企业决策进行干预和影响，而相关职能部门对地方政府的干预又缺少必要的限制和约束，已成为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十分重要的障碍。

　　如果政府真的想引导经济向好，那就应当在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完善法律制度、加强宏观调控等方面多下工夫。而改善投资环境，也决不是现在地方政府动辄采取的各种优惠政策和资金扶持。

　　政府的有形之手，只有在市场的无形之手难以发挥作用，或者出现了一定问题的情况下，才能伸向市场。不然，就是对市场的无序干预，就会对市场的正常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影响市场秩序的稳定。

　　然而，正是这种浅显而易懂的道理，在实际工作中，却经常被地方政府理解和运用得支离破碎，以至于经济的发展，也在政府有形之手的无端干预和盲目指控下，经常需要走弯路、绕圈子、付代价。

　　“光伏危机”的发生，除了经济环境的变化、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欧美发达国家对中国新兴产业发展采取遏制措施之外，很大程度上，与政府没有很好地用好有形之手、过多地制约和干预市场作用的发挥有着密切的关系。

　　众所周知，光伏产业是一个刚刚起步、刚刚被外界所认识的新型产业，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人还没能真正理解到底什么是光伏产业。但是，在中国，却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现象。虽然这种过剩不是绝对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各方面对能源消耗认识的增强，光伏产业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产能也将进一步扩大。但是，就眼前来说，光伏产业确实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现象。一定程度上，还可以用“严重过剩”来形容。

　　也正因为产能的相对过剩，以及光伏企业自身的弱点比较明显，如成本过高、转化率过低、投资过大等，也就成了欧美发达国家实施制裁与贸易保护的“软肋”，使出了“双反”这把“杀手锏”，从而使原本就已经活得很艰难、很不容易的中国光伏企业，更是雪上加霜，难以继续生存下去。

　　面对这样的结局，我们当然可以指责欧美发达国家的不道德，也可以利用世界贸易规则，与它们较量、与它们打官司。但是，留给中国及其光伏企业的，是一连串的“为什么”。为什么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出现产能过剩现象、为什么欧美发达国家会对中国光伏企业实行“双反”政策、为什么在“光伏危机”面前会变得束手无策，等等。

　　事实上，类似于光伏行业这样的“双反”政策，近年来，中国企业可以说已经习以为常，轮胎、造纸、通信等，都被“双反”过。但是，没有一个出现像光伏行业这样的“危机”的，也没有一个像光伏行业这样企业大面积倒伏的。原因就在于，这些行业虽然也存在一定的产能过剩、对外依存度过高等问题，但是，从总体上讲，这些行业都是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在市场竞争中逐步积累、逐步发展起来的，具有较强的市场适应能力和应对各种风险和危机的能力。相反，从光伏行业的发展来看，在“新兴产业”的大帽子下，多数都是在地方政府的行政推动下起步和发展起来的，既没有符合市场规律的逐步发展过程，更没有对市场的适应和熟悉过程。

　　以江西赛维和无锡尚德为例，两家曾经无限风光的中国光伏行业领头企业，从起步到现在出现危机，没有一个时段不闪动着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一个时段不是被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推着向前走、推着盲目扩张的。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这些企业不可能发展如此迅速，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如此巨额的债务。

　　说实在的，虽然赛维和尚德都陷入了巨大的债务窟窿当中，面临随时破产的风险。但是，比起那些同样陷入困境、同样都面临破产风险的中小光伏企业，毕竟还过了几年风光的日子。在中国，一天好日子也没有过上就遇上“寒冬”、就陷入绝境、就已经死亡或正在等待死亡的企业，也是比比皆是。用市场眼光来分析和判断，这些企业原本就是一个“死胎”，出生之日，就是死亡之时。

　　现在，面对光伏企业普遍陷入困境，特别是曾经风光无限的企业面临破产的局面，地方政府再次伸出有形之手，以试图从危机中把光伏企业解救出来。

　　我们不认为此举有什么不对之处，这也可以看做是政府对经济的一种调控和干预手段。关键在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政府能够让光伏企业起死回生吗?能改变光伏行业产能过剩的局面吗?如果过剩问题不解决，政府的解救，只会让这个行业的发展更加无序、更加不适应市场规律和要求，也使企业的内在动力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因为，很多企业能够生存下来，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政府的政策扶持。而出了问题，又有政府的救援，谁还会考虑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和创新力呢?这无疑给其他企业传递了一个很不好的信号。

　　地方政府频繁使用有形之手对企业决策进行干预和影响，而相关职能部门对地方政府的干预又缺少必要的限制和约束，已成为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十分重要的障碍。除光伏行业之外，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矛盾更加尖锐，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地方政府为了政绩需要，通过政策优惠、资金扶持等，助推了企业的盲目投资之风。如果说科学、适当、合理、规范的政策扶持，是企业发展的良药的话，目前绝大多数地方的优惠政策和资金扶持，都成了毒药，不仅没有给企业补充所需的营养，反而加速了企业营养的损耗。如果这些“营养”能够放到中小企业等必须输送的企业，整个经济就不可能出现今天这样的格局，也不可能出现产能严重过剩、结构严重不合理的问题。

　　对欧美国家的贸易保护行为，我们应当也必须奋起反击，但是，反击的同时，更应当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与检讨，特别是政府对企业行政干预过多的问题，确实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

　　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已经实行很多年了，政府也应当不断成熟和长大了。如果政府真的想引导经济向好，那就应当在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完善法律制度、加强宏观调控等方面多下工夫。而改善投资环境，也决不是现在地方政府动辄采取的各种优惠政策和资金扶持，更不是默许企业违章建设、未报先建、边报边建等。如果这样，离法治政府的距离只会越来越远，离真正的市场经济的距离也远来越远。

　　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经历“成长的烦恼”过程，也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这种烦恼和代价，应当在政府的作为下有效减少，而不是不断增加。